张绍仓，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近日，因涉嫌贪污、受贿，张绍仓被提起公诉。庭审中，一直沉默不语的张绍仓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4页的悔过书，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然而，戏剧性的是，记者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有抄袭的嫌疑。(《检察日报》9月4日)

　　这种荒唐事并不出人意料，本来，悔过书就像一个格式合同，从自己或清贫或家学深厚的身世说起，再到曾经有过的远大理想，因为抵抗不住物欲的诱惑，终于堕落成“无赃不贪”的人民公敌，最后，是辜负了人民期望后的“痛不欲生”，最关键的部分，是“恳求”：恳求组织宽大处理，恳求法庭再给一次改过的机会。

　　贪官的忏悔何其多，似乎也都不约而同地归结到了“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改造”。一纸忏悔书，就像在大会上作报告一样。写悔过书伤神伤心，是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一不小心写出错别字，也不免太没文化。既然不是发自内心，将别人的悔过书拿来“秀一秀”，成本最小，收益却最大。这种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忏悔，又有什么“反腐价值”呢？在我看来张绍仓站在法庭上的心境，大约也是“查到了我，算我运气不好”。

　　贪官忏悔书涉嫌抄袭再一次证明，贪官的忏悔是廉价的。正如有人所言，“它是一种事后忏悔，或者说，是一种不得不的忏悔，一种罪恶昭然若揭后的次优选择。”当一切都被揭穿以后，当一切犯罪证据都被司法机关掌握以后，他已经没有反驳和逃避的后路，除了忏悔能够赚得几分同情以外，他们有别的选择吗？

　　说到忏悔，我们自然会想到卢梭的《忏悔录》和巴金的《随想录》，那种对自我灵魂的剖析，那种对自己内心深处污垢的挖掘，才是真正的忏悔。而贪官的忏悔呢，什么“本质不坏”、什么“出身贫苦”、什么“环境使然”、什么“曾经廉洁”等等，大同小异到将其他贪官的忏悔书拿来拷贝，指望这些廉价“忏悔书”来警示世人，恐怕又是一个“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