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５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批准了新时期以来的第６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拉开了帷幕。 
    “这次机构改革抓住了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大部制’方案将大大提升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推动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这是一个成熟的方案，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加强国家重点工作，推进民生问题的解决。” 
    …… 
    国务院机构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从提交审议到最终通过，参加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始终对机构改革方案给予了高度关注。大家认为，这次改革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民生诉求，彰显了党和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要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
　　 
    党的十七大在部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为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指明了方向。 
    所谓“大部门体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这次改革围绕转变政府职能，着力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减少职能交叉重叠，做到权力与职责对等，优化组织结构，切实提高行政效能。”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认为。 
    “改革的最大亮点是抓住了政府职能转变这个核心。”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主席陈万志说，“通过改革，政府将由经济建设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由行政控制型转变为公共治理型。”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事厅副厅长、党组书记田文认为：“此次机构改革的核心取向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即由一个全能型政府转变为一个服务型政府。我们千万不能望文生义，简单地把‘大部制’改革理解为机构精简、部门合并。” 
    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必须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解决缺位、错位、越位和权责脱节、职能交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这是此次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代表委员们在讨论中形成的共识。 
    “在现有体制中，部门设置分工过细，导致职责不清，协调难度大，行政成本过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吉林表示，“此次改革主要是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形成权责一致的服务型政府。” 
    代表委员们指出，“大部制”改革将有效解决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的问题，极大地改变过去很多事务“多头管理”的局面，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和建设服务型政府。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嘉定区区委书记金建忠举例讲述了因“多头管理”而给基层工作带来的困惑：“同样一头猪，养殖、运输归农业部门管；屠宰归农业部门、质检部门共同管理；在流通领域，归工商、食品药品监督部门管……通过机构改革、职能调整，有望缓解这种‘各管一段’的局面。” 
    政府职能要实现根本转变，非一朝一夕之功。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共进行了５次政府机构改革。“大部制”改革是在以往基础上的继续和深化。因此，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向全国人大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时强调，改革要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既“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又“循序渐进，不毕其功于一役”。代表委员们对此纷纷表示赞同。 
    “机构改革要把握节奏，整体规划，分布推进。”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市委书记陈天会说，“既充分利用当前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在一些重要领域迈出较大步伐；又充分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潜在风险，循序渐进，做到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整体设计与分步实施相结合。” 
    “此次改革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有利于工作衔接和社会稳定，并为今后的机构调整和改革积累经验。”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项宗西指出，要在探索中边调整边总结，逐步转变政府职能，致力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体制。

　　机构改革突出了“以人为本”理念，彰显建设“服务型政府”决心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是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此次机构改革的另一大亮点。在这一宗旨下，国务院将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管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卫生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改革涉及与民生相关的多个部门，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有助于政府从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和医疗等各个方面更好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
　　“改革方案强化了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将有力地改善民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指出，比如，设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凸显了政府在基本住房保障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的作用；设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强化了其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职能；组建“环境保护部”，更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百姓提供宜居环境上的一大突破。 
    “大部制”的生命力在于服务。代表委员们认为，“大部制”改革突出“以人为本”理念，彰显了党和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决心，体现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深化机构改革，打响向“服务型政府”迈进的这场“攻坚战”，还必须做好相应的机制制度上的配套改革。这也是代表委员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这次的机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说，“因此，深化机构改革还要做好相应的配套改革，比如加强对事业单位、中介机构、社团等的改革。” 
    “在改革中，政府的职能进一步明确，责任也更加清晰，权力与责任更加透明化。”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李利君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国家问责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努力建设“责任政府”。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刘蓉华建议，面对可能出现的新部门、新体制，在进一步加强人大、政协、专门监督机关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同时，要加大建设“阳光”政府的力度，推进政府施政行为的信息公开，让政府的施政行为时刻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 
    “推动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一个必要的措施是尽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从而约束、引导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行为。”迟福林委员具体谈了自己的设想：应当尽快把基本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并且大幅度提高其权重；建立起严格的基本公共服务问责制，将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与干部选拔、任用和内部激励相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

　　“大部制”改革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将原本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是防止权力寻租、遏制腐败的一个有效途径。由市场对生产要素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那么权力就失去了寻租的空间和土壤。从这个角度看，“大部制”改革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大部制’改革有利于从制度上杜绝腐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这次改革探索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完善权力结构、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这对于从体制机制方面预防腐败提供了保障，这将有助于铲除腐败这颗“毒瘤”。 
    “有些部门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还是监督者，这势必导致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大部制’改革后，有些部门的职能就能划分清楚。”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认为。 
    “行政管理上存在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给纪检监察机关整顿不正之风带来很多困难。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正之风，之所以纠来纠去却纠而不死，就是这个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认为，“大部制”改革以后，职责的划分更为明确，就避免了一些领域发生的“谁都负责、但谁也不负责”的制度弊端，责任追究起来就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大部制”改革，需要调整并统一性质相近的政府职能，进而重组或新建相应的部门来履行这些职能。改革以后，有的部门职能更宽，权力更大。有人由此担心，由于新组建的“大部委”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旦不受监督，很容易产生腐败。 
    针对上述担心，李君如委员表示，在制度设计上，有多条途径加强对“大部委”的监督，包括人大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等等。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加强廉政建设”时，指出“特别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制约的问题”。因此，把预防腐败寓于“大部制”改革之中，加强对调整之后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和缺乏制约导致的腐败行为。这是确保机构改革健康顺利进行的客观需要。 
    “依据改革的实际情况，结合权力结构的相应调整，有必要对现行的行政权力的监督形式、监督方法进行补充、修改，以健全和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体制机制，保证权力依法规范运行，杜绝以权谋私现象和腐败行为。”刘蓉华代表说。 
    孙继业委员认为，“大部制”改革应积极主动地和反腐倡廉建设结合起来，按照惩防体系建设的要求，以强化责任为核心，建立健全政府运行和管理的各项制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切实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确保政府的权力真正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张胜军 师长青） 
    （中国廉政网——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