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对各地2007年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每个县（市、旗，不含市辖区），比2006年减少财政供养人员1人奖励4000元，同时对人员增长超过全国地方平均水平的县，超过部分按照每人扣减500元。 （《新京报》）

这等于是公开承认财政供养人员过多，不是在哪个局部多，而是在方方面面、每个环节上都多，远远超过了提供公共服务之需要，才硬性以人数多少为标准确定奖惩。

公正地说，绝非财政部一家这样认为，而几乎是共识，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特别优惠的政策让公务员们“带着救生圈下海”，其目的，也是为了精简冗员、提高效率。虽然优惠特别令公众反感，然而对决策者，确系不得不为之，因为政府非决策者私产，同时政府基本游离在监督制约体系之外，纵然决策者出于公益推动改革，也会在体制内被认为多此一举、存心与大家过意不去，迫使决策者不得不采用赎买的办法“请求”部分人选择离开财政供养体系。比之这些人留在体系之内继续领薪水、消耗行政经费、降低行政效率，便是用赎买的法子，政府也同时减轻了负担。

但即便是退到赎买的底线上，精简也往往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政府基本游离在监督制约体系之外，除非下海的公务员们收获巨大成功，则不可避免要回游，决策者要是坚守赎买时的约定不同意其回游，依然会被认为私人矛盾，会成为众矢之的。更何况，既然权力没有受到很好的限制，回游亦开辟了灰色交易的另一空间。当年国企改制，发不出工资来的企业改制相对简单，而发得出来工资的企业很难改得下去，区别就在于企业有没有游离在监督制约之外。于企业，最好的监督制约来自市场。

当然不可能指望市场来监督政府，如何监督制约政府、体现权力究竟属于谁，形成为各国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在中国，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之源。包括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在内的行政沉疴久治不愈，那就是说，制度本身包含有瑕疵，或者是制度没有能真正落到实处。慨而言之，首先是没能实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的相对独立，人员组成重叠，大量现任或卸任公务员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成为组成人员的主体，兼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影响了监督制约体制的顺利展开；其次是代表产生办法滞后于时代发展，往往为职业代表、社会地位代表，而不是群体意志的代表，导致民意得不到充分表达，使监督制约变成了无源之水。

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便应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而突破口，必然选择在最基层，即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上。新疆石河子市第八届人大换届选举中，要求将官员比例从70%降到25%（《中国青年报》）；《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中规定要推动区人大代表直选，可以看作实质性改革的先声。直选人大代表的意义，其实远远超过直选县长、市长、省长。通过改革真正保障了人民代表大会能代表最广泛的民意、拥有至高无上的监督制约权力并促进其开展，政府不能游离于监督制约体系之外了，包括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在内的行政沉疴被指叱、问责了，相关改革的展开与否，便不致由决策者自行决定，且能为体制内外共同接受，不致被视为私人矛盾形成改革的最大阻力。具体的改革措施，也不致建立在不公平公正的基础上。

纵是对于根本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却不等于说就可以放下了，且在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以前，尚需借用强力的行政手段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如严格规定职级人数，在县乡基层完全可以考虑不设副职。无论基层是否有违规冲动，但根子，不还在上级居然就允了、批了吗？再如规定行政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等等。制度性改革滞后，强力行政手段没能展开，以区区4000之数刺激老大难的减员增效工作，比之“带着救生圈下海”的力度差了无数倍，后者尚无功而返，前者，多半连“吹皱一池春水”也办不到。

于是才有了撤并乡镇，撤一个奖50万，就是“拆庙赶和尚”，其实也弊处多多，原乡镇机关驻地，常是数千上万人口的聚集地，“庙”拆了，能够给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就要打折扣。3亿人的美国有城市及县级行政区域3万多个，13亿人的中国亦只剩乡镇建制（不计城市街道办）3万余，显然是少了。“拆庙赶和尚”，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迫于无奈之举。俟根本政治制度的改革有实质性进展，多半还要重建，前提是有制度自信、管理自信，自信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收益远大于对公共财政的消耗。其实真正与国际接轨的话，基层的乡镇建制本来是可以虚化的，相关行政职位为公益性职位、荣誉性职位，顶多领少许津贴，便是供养10多万个新型建制的成本，还要比供养现在3万多个全职建制低得多。（中国宁波网  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