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媒体的舆论监督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促进我们解决问题。”他称，一些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媒体炒作面前往往无所适从，甚至手足无措。“所以习惯堵、习惯压、习惯逃避或恐吓。”这些人在应对媒体方面表现出知识恐慌和 本领危机，给工作带来被动，甚至造成损失（9月15日《成都晚报》）。

记得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曾说过，媒体具有“三光”作用：一是阳光，一见阳光，一切魑魅魍魉，都会现形；二是目光，问题暴露后，群众的目光聚焦，就是压力；三是激光，可以像激光一样兴利除弊。

仇和的“媒体如保健医生论”与李鸿忠的“媒体具有三光作用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假如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都能将新闻媒体当作自己的“保健医生”，那么，我们的“官体”一定就会少得“怪病”；假如我们的舆论监督的环境能达到这“三光”境界的话，一些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面前，便不会手忙脚乱。

近年来，新闻官司在有些地方呈上升势头，更为严重的是，对实施正常舆论监督的新闻记者的打击报复的案例此起彼伏——诸如西丰县进京拘记者案，便是一起典型的权力报复舆论监督的恶性案例。

据中国记协最新的一份统计资料，1998年记协设立新闻工作者维权委员会以来，受理的关于记者受害的投诉就超过四百起，十大危险职业排行榜上新闻记者名列前茅。于此境况下，记者不得不首先掂量手中的饭碗，舆论监督往往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所以，要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我们期待更多公仆将媒体当成“保健医生”。（广州日报 周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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