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刘湾派出所，利用乔迁之机向辖区内村委会和企业收取数万元“份子”钱，弓l起当地群众强烈不满。更离谱的是，公安商州分局纪委书记竟然是非不分，称乔迁送礼“是民俗”、“很正常”、“没有啥”，等等，对此有必要加以剖析、澄清。
刘湾派出所的行为是“民俗”?否!众所周知，民间确有乔迁送礼的习俗，邻里、亲友向喜迁新居的人家送上一份礼物，送去一份祝福，表达浓郁亲情。但民俗只能存在于民间，而且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和条件：其一，收受礼金、礼品这种民俗只能是个人行为，收受双方应以存在亲友关系为前提，决不适用于派出所这种国家机构。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早已三令五申，禁止党政机关和干部在节假日和红白喜事等活动中收受礼金、红包。其二，既是民俗，就应该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而村委会和企业送给派出所的“份子”钱，明显是有去无回。其三，民俗中赠送礼金、礼品，应以自愿为基本条件。而刘湾派出所迁址时，向哪些单位要礼钱、要多少礼钱，都是由派出所事先定好，并提前通知对方。请问，这一切跟民俗能搭上关系吗?
刘湾派出所的行为“正常”?否!看过《沙家浜》的人大概记得，土匪、汉奸胡传奎娶小老婆，便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他为何那样理直气壮，胡传奎手下小喽罗刁小三强抢民女时那句“名言”作出了解释：“老子们抗日救国，给你们赶走了日本鬼子，你得慰劳慰劳!”他们觉得打着“忠义救国”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贪婪败类的逻辑。然而，历朝历代的清官都格外珍惜名节，视收受下属礼物为“不正常”。清朝“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从不收属下赠礼，晋升为福建巡抚后，为杜绝送礼者，上任伊始便写了一首《禁止馈送檄》张贴门外：“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可见，对下属送礼“正常”与否，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见解，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为政清廉者认为，行端风正，为百姓称道，才是正常作为；反之，贪得无厌、巧取豪夺，为民众所唾弃，根本没有“正常”可言。
刘湾派出所的行为果真“没有啥”?否!陈云同志对别人送礼“来者必拒”，他担心：送礼者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这话点到官员收礼行为的死穴。派出所担负着维护一方治安的重任，同村委、企业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利害关系，索要并“笑纳”人家大额“份子”钱，在处理治安纠纷时能一碗水端平吗?会不会“拿了人家的手软”?再说，派出所经费由国家财政拨付，还“明码标价”要求被管理者送礼，分明是赤裸裸的索贿，而那些从村委会和企业收取的礼金，不论落入个人腰包，还是放进单位小金库，都将触犯党纪国法，还能说“没有啥”?
事实胜于雄辩，真相无法掩盖。刘湾派出所的行为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理所当然受到严肃查处。商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铁虎一席话可谓一针见血：派出所搬迁收受礼金，与一些领导同志和基层单位自身特权思想严重，宗旨观念淡漠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充分暴露部分基层公安部门特权思想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公安部门多次通报一些公安机关乔迁收受礼金问题，但在商洛仍未弓l起重视，致使一些人最终栽倒在所谓的“民俗”之中，教训深刻而沉痛。
一位领导同志告诫各级干部要经常想想“你是谁，为了谁?”这的确是一个重要提醒。开国总理周恩来从不收礼，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警卫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桔子，总理担心别人效仿，危害党风和社会风气，问清价格是25元，立即让人寄去5 O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并不说明周总理没有人情味，而在于他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未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时刻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严于律己，防微杜渐。决非总理多虑，社会上不是常有人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向领导干部行贿，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吗?一些贪官被拉下水，问题往往出在面对第一次送上门来的礼物没有断然拒绝，思想防线被打开缺口，逐步崩溃，最终身败名裂。公安商州分局纪委书记说出那些不适当的话，以至包庇纵容下属的腐败行为，原因之一在于他彻底忘记了自己共产党员、特别是纪律书记的身份，丧失了最起码的是非观念，这是十分危险的。
因此，我们应该对官员加强教育，提醒大家经常想一想：你是谁，从那里来，承担什么事，身负什么责?告诫大家时刻不忘自己的宗旨和信念，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责，让大家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明白管理范围内的百姓，不是可以任意盘剥的小民，而是应该为之全心全意服务的上帝，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只有如此，才有利于保持清醒头脑，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权力地位，永远不要无法无天，不要谋求法律和职权范围之外的任何私利和特权。当然，教育不是万能的，对某些挖空心思打“擦边球”，一意孤行索贿受贿的人，应该加大打击力度，以惩效尤。（中国廉政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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