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一些腐败案件中发现，一些贪官虽然曾经贵为官，但非常缺乏羞耻之心。他们辩解受贿关系很雷人。笔者总结了其中十种，以飨读者。

　　其一，“借钱关系”。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涉嫌贪污、受贿3000余万人民币，另有2800余万人民币、69余万美元来源不明，受到检方指控。但在一审中，罗对指控拒不承认。她声称，“我没有贪污，我那些钱都是借的……”（5月21日新华网）开发商有钱为何不借给别人，偏偏喜欢“借”给贪官，其中的原因谁都明白。

　　其二，“送钱是尊重”。日前，广州市番禺区广播电视台原台长方伟刚向世人“揭示”了他与行贿人之间的关系——“人家送钱给我是对我的尊重”。（5月19日《检察日报》）自古道：“钱财如粪土，情义值千金”。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尊重是什么，笔者想，方伟刚作为一级政府新闻单位的掌门人，不会不知道。在这种语境下，方伟刚把“送钱”理解为是对其“尊重”，其中的原委他自个儿清楚。
其三，“朋友关系”。这样称呼自己与行贿人之间关系的贪官很多，笔者仅举一例。浙江台州市环保局原副局长李啸受审时说，他对“朋友”送来的东西都笑纳了。他的理由是：“别人送东西有诚意，我又何必这样认真。”（5月5日《检察日报》）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之间最可耻的是拿金钱来衡量，贪官之所以结交的是爱给他们送钱的人，谁都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岂能由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

　　其四，“搞好上下级关系”。安徽省黄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吴洪明受审时，解释收钱的“说法”却叫人“大开眼界”：收钱是为了搞好上下级关系。（2008年6月10日检察日报）上下级之间是什么关系？工作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关系，贪官吴洪明居然说“收钱是为了搞好上下级关系”，其内心打的什么算盘，不辩自明。

　　其五，“间接关系”。安徽省铜陵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厅级）吴广春陈叙腐败原因时说，“我所收受的钱物……有90%的钱物是他人托我的爱人转送的”……（2007年11月27日检察日报）言下之意，自己没有直接经手，自己也是“受害者”，主要责任不在自己，在其爱人。假他人之手受贿又岂是逃避责任的理由？真是一派胡言。
其六，“哥们儿关系”。四川省丹棱县原县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黎岭也是被“兄弟”和“哥们儿”害了。他说，他们左一句“兄弟”、右一句“哥”的热情打动了我。我的鞋、我出国考察、我装修住房、购置家具……他们的“关心”细致，让我觉得这些“兄弟”会来事、讲义气，值得交。（2007年8月28日检察日报）贪官忘了身份，热衷黑社会式的称兄道弟，焉能不堕落？

　　其七，“钓鱼关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原总经理闻宇，在狱中现身说法时说：重新认识“朋友”与自己的关系，实质上是“钓和被钓的关系”。（4月21日检察日报）就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贪官与奸商究竟是谁先钓谁还是个问题，岂能只说自己被人钓？！

　　其八，“人情往来”。曾担任四川省雅安市副市长、汉源县委书记的汤福锦，利用职务之便，95次收受25人所送贿赂约248万元。汤一直认为自己与行贿人是“人情往来关系”，入狱后才明白——他们送钱是冲着书记这个职位来的。（2007年12月25日检察日报）“''钱''花渐欲迷人眼”，手中有了权，“人情往来”既多又重，贪官岂有不知权力的神奇之理？这糊涂也装得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其九，“保管关系”。西省临汾市煤管局原局长杨吉春因苗元礼案“协助调查”，结果曝出受贿219万余元，另有563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大案，但在法庭上，杨吉春竟把受贿的钱说成是“暂时保管”。（2月26日法制日报）商人放着专门的财务人员不去管钱，让贪官替其管钱，这种荒谬的托辞也说得出口？！

　　其十，“委托人与操盘手”关系。江苏省吴江市国土资源局汾湖分局副局长陈马根因受贿王某220万元受审，但陈贪官在法庭上申辩说，“受贿？我是帮他炒股呐！”（2月5日《检察日报》）同陈马根一样诡辩受贿为“委托炒股”的还有安徽省经委原副主任徐经武。（2008年10月16日《检察日报》）“委托炒股”看起来是个好借口，但是，假的真不了。（东方网 王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