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至6月，自1978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培训在京展开，分3期将全国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轮训一遍。在外界看来，培训县纪委书记多了一些为纪检工作“撑腰”的意味，释放了县级纪检部门扩权、扩编的信号。更流行的观点是，近年职能有所“虚化”的县级纪委，在基层压力骤增的现实下，已经重获中央制度层面支持，或将迎来发展的拐点。

　　6月2日，初夏的热浪冲袭着北京，江苏睢宁县纪委书记唐健拉着行李箱随人流走出首都机场，身材高大的他侧身钻进略显局促的出租车，用略带徐州口音普通话对司机说：“国家行政学院”。一个月前，正在办案的他接到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的预备通知，心头一热，“怎么一下子重视到我们这里了？”

　　半小时后，当出租车拐到隐藏在林荫道深处的国家行政学院东门时，很多人正争相在校门口拍照纪念，唐健感觉“回到了久违的大学时代”。和他一起涌进这所“高中级公务员新型学府”，以及中纪委监察部北京培训中心的，是来参加全国县纪委书记第3期培训班的500名“地方官”，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他们有了新“头衔”——学员。

　　之前，全国县委书记大轮训、县公安局长大轮训已经结束，县级掌权官员进京听训，成为了一道新的“政治风景”。此番自1978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来第一次进行的大规模集中培训，分3期将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轮训一遍。与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的培训不同，在外界看来培训县纪委书记多了一些为纪检工作“撑腰”的意味，被解读为释放了县级纪检部门扩权、扩编的信号。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纪检监察主要是高层培训，比如对各部委、省一级、地市级以上的纪委书记培训，对县级纪委书记进行大规模、高规格的培训，表明中央已经高度重视县级层面的纪检监察工作，将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县纪委书记权力“苦恼”

　　“你想，一个大块头用力打一拳，和一个小个子用同样力量打一拳，冲击力能一样吗？”，唐健在接受采访时打了一个形象比喻，“县级纪检机关是党的卫士，必须锻炼成一个大个子，这样他轻轻一动手产生的力量就很大。”

　　在进京培训的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的身后，是一支不算庞大却力压千钧的纪检干部队伍。

　　据统计，全国2800余个县（市、区、旗），共有县乡纪检监察干部24万多人，约占全国纪检监察干部总数的67%。

　　“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处于纪检监察系统的基础地位，是沟通上下、协调左右的关键环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的一句话命中纪检工作核心，“县级纪检监察机关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基层政权的稳固。”

　　然而，县纪委权力却始终绕不开一个敏感话题，2004年开始的党委“减副”，一些纪委书记不再担任党委副书记一职，这让需要“用权力说话”的纪委书记感到地位“落差”。“前任纪委书记是县委副书记，分管纪检、政法多项工作，意见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但现在我只是县委常委，且排名靠后，意见的分量小了很多”，一位参加培训的县纪委书记无奈地对记者表示。

　　县干部成腐败高发人群，已屡遭社会诟病。反腐是纪委书记的重要职责，权力“下坠”让县纪委书记阻力陡增，“人微言轻”让很多纪委干部放不开手脚。汪玉凯对本刊记者表示，县级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县长的级别并不高，但是他们掌握权力却很大，受到的约束力相对也比较弱，正基于此，县一级纪检监察工作的节奏和力度应该加强。

　　捉襟见肘的人物力同样让县纪委书记寝食难安，黑龙江省桦南县纪委书记姜富坦言；“当前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比例数量明显不足的矛盾凸显，已经成为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一位县纪委书记向记者抱怨：“县纪委办公场所寒酸，设施不足，车也不够用，说话办案都得看别人脸色，感觉矮了半截”。

　　值得关注的是，应对群体性事件和化解信访压力，也成为县纪委书记面临的新课题，瓮安、孟连、陇南、吉首——仅去年便发生十多起群体性事件，而且大都集中于县一级，这让县纪委书记们感到忐忑不安。

　　“权轻责大”深深地困扰着县纪委书记们。此时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进京培训，敏感而微妙。

　数十位省部级干部“面授机宜”

　　作为此次县纪委书记培训班“终结版”，第3期授课人阵容空前强大，被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

　　“大规模，全国县纪委书记都来培训；高规格，讲课的老师都是省部级以上干部”， 6月5日，中央纪委宣教室检查员、监察专员阎群力带队第3期县纪委书记学员高调亮相人民网并做如是表述，县纪委书记培训被网友追捧为“史上第一次”。

　　记者了解到，中央纪委副书记张惠新、马、干以胜、张毅、李玉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等数十位省部级领导轮番上阵，对县级纪委书记面授机宜。在“维稳”态势下，培训课程也具有相当针对性，从切实做好信访举报工作和妥善应对群体性事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到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课程直指现实核心问题。

　　三次讨论的探讨科目也颇费心思——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县纪委书记、如何扎实推进基层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如何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其中，“以人为本”被重点突出，饱含深意。

　　特别之处在于，在社会矛盾频发的语境下，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已经成为考量纪委书记的一项重要指标。培训课堂上，瓮安事件作为案例被搬上台面——“其之所以闹到完全失控，根源在于从县到州层层观望，丧失处理危机时机。”对县纪委书记来说，瓮安的教训无异于最生动的一课，建立应对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严查群体性事件背后腐败问题被严肃提出。

　　参加培训的江苏姜堰市纪委书记栾立平将保一方平安锁定为干部能力：“一个地区的纪委书记能否正确行使权力，关系到这个地区的党风、政风是否纯洁，关系到这个地区的发展是否健康持续。”

　　此外，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也被推上了相当高度，被首次定性为“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处于重要基础性地位”。现实情况是，在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概念出现之前，反腐重点一直锁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农村被反腐败长期“忽视”。近来农村违纪违法案件持续高发不下的严峻形势，使从上到下的神经紧绷。不作为、以权谋私、拉贿选票、决策不民主、简单粗暴，农村干部的五大劣迹成为“维稳”的定时炸弹。

　　黑龙江桦南县纪委书记姜富谙熟“土地之策”，长期面对复杂问题锻造了他的“冷眼热心”，他说，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是县纪委书记面临的最现实问题之一，“农村干部违纪的形式各异，问题相互交织，既有违反政策的问题，也有侵害集体和农民利益的问题，还有贪污腐败问题，但其中涉及农民利益的问题占了相当比重。”

　　面对台下的县纪委书记们，授课的中央纪委副书记张毅语气坚定有力：“重视和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刻不容缓！”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县纪委书记

　　6月8日，对唐健来说有了一次“难忘经历”，他将睢宁廉洁儿童画送到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手中，这种教育孩子反腐倡廉的巧妙构思引得何勇连连称好。两年前，睢宁廉洁儿童画小画童王孝文收到温家宝总理的亲笔回信，成为这座儿童画之乡的“大喜事”。

　　面对本刊记者，唐健讲述了县纪委书记培训班的一些细节。

　　报到、拿门卡、领材料、上课、讨论，从脚跨入国家行政学院的那一刻起，他就融入了紧张的学习氛围中。

　　第3期是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班最后一期，国家行政学院教学部分成十班，每班两个小组，每组20到21人不等，学员全部为来自全国各地县纪委正职“一把手”。班干部配置也十分规范，除了“内定”的班长，每组还有两位召集人，都由参加培训的县纪委书记担任。这些班干部有时被学员私下笑称为，“书记的书记，干部的干部”。

　　不过，轻松的感觉总是十分有限，“严格”成为500名县纪委书记学员共同的记忆，其程度超出了一般人想象。每天的学习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早、中、晚三餐时间压缩为半个小时；此外，不接待来访客人，不互相赠送礼品，禁止相互或接受校外人员宴请；晚上外出必须在22点30分前返回并报告班长。

　　面对记者“执行效果”的疑问,县纪委书记们立马用事实说话:这些规定可不是“空头支票”,制度力量发挥了作用——课堂上每个学员都有名签,一旦谁迟到早退,授课中纪委领导一目了然;晚上外出若是晚于十点半,则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进校签名会留下时间证据,肯定得挨批评。“这里没有书记,只有学员,谁敢冒着点名批评风险‘以身试法’?”结业式上通报的结果佐证了这种说法,培训班没有发生一起学员违反纪律事件。

　　曾经在共青团中央借调两年多，唐健在北京人缘广朋友多，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他采取了“隐身”战术，一周内拒绝向北京老友们透露蛛丝马迹，静下心来学东西。和唐健有类似情况的学员还有很多，闭门谢客做回学生成为他们的一致选择，“我们虽然是在学校里学习，但是全社会都在关注，墙内的举动墙外都能知道，慎独也是纪委书记学习的一部分。”

　　培训班上，县纪委书记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千差万别”。

　　以唐健所在的5班第9组为例，21名学员来自山西、浙江、青海等17个省份。睢宁人口134万，纪委满员69人；而青海的斑玛县人口2.4万，纪委只有6人。不过，这种“差距”并没有引发攀比的尴尬，反而刺激了切磋的劲头。不同的县域状况，各异的社会矛盾，让中东西部地区纪委采取不同工作方法，很多学员一交流便发现“各有各绝招，各有各特色”。

　　斑玛县就让唐健深受震撼，“我就从2.4万人的斑玛县得到启发，为什么县纪委只有6个人也能运转？我们拥有这么多人，是不是在单位面积和体积上也产生这么大的能量？我们的条件比他们好得多，是不是做得比人家也好得多，还有多少潜力可挖？”

　　培训班上，睢宁纪委的“绝招”受到追捧——作为中纪委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联系点工作先进单位，又被中纪委、中组部确定为全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三个试点县之一，睢宁纪委首创的多项“专利发明”成为话题。

　　唐健向记者介绍：“2006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对睢宁纪委首创的勤廉双述制度专门作出批示，此举在全国推广。2007年6月，睢宁县纪委首创的‘一述双评’制度受到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专门批示。”

　　廉洁儿童画收到温家宝总理亲笔回信，勤廉双述、一述双评分别得到吴官正、李源潮的批示，这对一个县纪委而言可谓“罕见”。

　　不仅睢宁，县纪委书记们纷纷拿出各自的“看家宝”，一位县纪委书记对本刊记者表示：“交流学习的劲头，可以用如数家珍、如饥似渴来形容”。 除了相见恨晚的切磋，也有各抒己见的碰撞，三场分组讨论屡屡擦出火花。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县纪委书记”，第一堂讨论课就点燃了学员的表达冲动。县纪委权力始终是焦点话题，对县纪委书记而言，既有“曹克明模式”被调整后，纪委书记不再同时兼任同级党委副书记的困扰；也有“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的隐忧，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作为反面教材被广泛评论。

　　中央“空降”纪委书记、纪委“垂直管理”成为县纪委书记最喜欢谈论的话题。

　　因为争抢着发言，有些学员插不上话，有人想出了3乘以7等于21的方法。三次班内集中讨论，每次有7个人先发言，等讲差不多了大家再讨论，如此保证21人各有一次发言机会。但即便如此规定，发言还总是被不同意见打断，场面“前所未有地热烈”。

　县纪委扩权扩编“信号”

　　权力与资金，这些困扰县纪委书记的难题开始融冰。

　　新鲜出炉的中纪委9号、10号文件被视为“阳光照进现实的”的样本。这两份全名分别为《关于加强地方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装备配置标准和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在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班上印发，被舆论评价为对县级纪委扩权、扩编，甫一亮相便引发轰动。

　　提升县纪委书记“政治地位”，被解读为文件最大亮点——文件明确县级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职一级的干部担任。而“县纪委书记常委职务排序可按任同级领导职务的时间，排在资历相同的常委前面”，则使得一大批县纪委书记排序前移，扩大其在党委中的发言权。

　　桦南县纪委书记姜富的苦恼也将彻底得到解决，县级纪检机关增加行政编制被提上日程。

　　据了解，全国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平均要增加5—6名编制，平均人数达到30人左右。 此外，县纪委装备配置大换血，汽车、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九大件”配备精良，数量充足，7人一辆汽车，4人一台打印机，2人一台电脑。

　　值得关注的是，为避免开出“空口支票”，文件明确了经费全部由中央和省财政负担，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给予财政补助，这让县纪委书记吃了定心丸。

　　改革如暴风骤雨，却绝非一时冲动，在9号、10号文件出台前，中纪委课题组先后深入9个省（市）进行调研，同时委托10个省（区、市）开展调研。

　　贺国强目光长远地指出，出台《意见》来之不易，现在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

　　“县将成为我们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载体，下一步城乡一体化改革过程中，县将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有更强大的功能。在这个大背景下，整个管理重心要下移，要壮大县域经济，强化县的功能”，汪玉凯说，“从纪检工作本身来讲，如果县一级纪检监察队伍能够壮大，对未来整个廉政建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唐健用“春天到了”形容文件带来的感觉，更流行的观点是，近年职能有所“虚化”的县级纪委，在基层压力骤增的现实下，已经重获中央层面的制度支持，新拐点已经凸显。（人民网-《大地》记者　陈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