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话公开讲，某些广告；腐败神州行，公款吃喝。有报道称，从二○○六年起我国每年按发票额计算的餐饮业零售额都在1万亿人民币以上。可以推断，其中绝大多数是公款消费，因为私人请客一般不需要正式发票，有些小店也没有正式发票，多么惊人的数字！

招待费居高不下，是因为招待费具有法纪“免疫力”：贪污10万元要治罪，吃喝100万元也没事，所以，招待费便成了腐败的绿色通道，吃、玩、拿、送、贪“五胎连体”：吃要美食，五粮液、血燕、鱼翅、鲍鱼，越贵越好，越珍稀越有味，最好是国家保护动物，而且要“餐餐有余”才够面子。每年醉死的、醉后摔死的，寻衅滋事被打死的，屡见不鲜；玩要尽兴，跳舞、桑拿、按摩，甚至赌博和嫖娼，相关的新闻也时有耳闻；拿要高档，大中华整条整条地拿，皮包、腰带、虫草、手表等也来者不拒；送要稳妥，送礼行贿，大笔一挥招待费，再高明的审计师也无可奈何；贪要安全，既然吃无风险，何不直接“吃”人民币呢；从招待费年人均近2万元的海量数字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为了尽地主之谊，主人乐于慷慨解囊。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饮食文化，也让人习惯于在酒桌上交流感情和谈判攻关，要一下子改变这种待客之道和社交方式是有难度，但是土葬、缠足和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也是传统，不也改变了吗，而且公款吃喝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发放伙食补贴的办法：国家统一规定稍高的伙食补贴标准，按属人原则回单位报销，与差族费一起领取，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一清二楚。每个单位都不允许出现餐饮业、娱乐业的支出发票，实行“零招待”。如果中央和省领导要吃得好一点，标准就定高一些。上级领导下基层，可以在宾馆吃，也可以三五成群到外面吃，全部自费，基层领导陪吃也是同样的标准；很多村也有饮食店，没有餐饮店的村，每餐每人10元或20元，村民也很乐意招待，而且会吃得较好。也许有人会说：有些商务政务活动就必须宴请。那么请问：是谁、做什么、何种理由要吃万元大餐呢，不要拿工作当幌子！红米饭、南瓜汤照样抗日！

据统计，中国的官民比例为24比1，实行“零招待”，96%的非财政供养人口肯定是满意的，4%的财政供养人口中没有财务审批权的人员也是同意的，因为吃快餐或自助餐伙食补贴应该会有节余，笔者就属此类，即使是有财务审批权的领导，对无节制的“三陪”活动很多也是叫苦不迭，真正从内心反对“零招待”的人不会超过1%。这部分人基本是以招待费名义损公肥私的腐败分子。既然有99%的人同意这么做，难道我们还不应该下决心吗？我们讲反腐倡廉，为什么对公开的吃喝腐败就束手无策呢？我不相信，人民不相信！

任何制度，缺少监督，就如同纸上的花朵，没有生命力。同时，对领导的监督也确实很难真正到位。省市领导到县里，县领导恨不能倾其所有招待好，怎么可能公事公办让领导吃自费餐呢，因此，这个问题最后又陷入落实难的怪圈里。多年来，为了遏制公款吃喝中央下了不少文件，如果都能“遵照执行”，吃喝风早就刹住了。治理落实难，笔者也没有特效药，只能试着提一个小小的建议：现在国家正在进行社会养老试点，能否明确规定，节省下来的招待费由地方集中用于社会养老，国家授权一个敢于监督的部门负责“零招待”的监督，并组织老年人监督该部门的工作。如果对违规者能够动真格、真查处，我相信是没有人去碰公款吃喝这根“高压线”的，因为谁也不愿为了口福丢了幸福。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如果吃喝风不止，迟早会上演一出“祸从口入”的党国悲剧！（福建省松溪县旧县乡 真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