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大题，试来小做一下。
      有篇叫做《诗礼人家》的小说，写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昌家四兄弟，老大、老二和老三，分别是国家三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其中老二还是研究生，唯独老四智商偏低，好不容易才考了个中专。但偏是这个因早产而身体内“每个零件都是次品”的老四，毕业半年后就当上了税务所长，毫不费力地解决了家庭生活中的许多难题，人缘也日见其好，很有希望升任局长。
      对于老四的官运，比较世故的老大早有预见。当初，老四不自量力地也要报考研究生时，老大就劝他改变初衷，并分析了弟兄四人的特点，认为老四最适合当领导。原因是：“我们这个民族并不喜欢蠢才，更不喜欢才华横溢得咄咄逼人的人。我们喜欢有一点本领，而又让人有安全感的人。这样的人，上级喜欢他当下属，下属喜欢他当领导。”
      老大这番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没本事不行，有本事也不行”。虽然连老四也认为这是民族的劣根性，但正是这种劣根性，才使得他官运亨通。
      这是小说。现实呢，似乎也就是这样。比如，改革开放初强调干部“四化”时，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当了领导，真令书生们眼热眉扬。但不久后，情况就有些那个了。从政的知识分子们，颇与传统的为官之道相悖，因而有的人认为他“没本事”，根本不适合当领导；有的人则嫌他太“有本事”，总想把他挤下去。于是不少人败下阵来。那些本来就认为知识分子不能当领导的人说，自古秀才造反，没得成功嘛！知识分子做做学问、搞搞科研蛮好嘛，为何非要当领导不可？领导嘛，还是要适合当领导的人来当。谁最适合呢，品味下来，只有昌家老四了。
      这真叫人没话说。但，我们对实践似乎有些误解。比如对“自古”以来的“秀才”们的作用，就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固然鲜有秀才造反成功的例子，但草莽们造反成功，却多得了秀才相助之益。向来不读书的刘邦，若无张良、萧何辈出谋划策，是绝不能“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当过小和尚的朱元璋，没有刘基的神机妙算，也很难开创大明江山。何况，草莽们造反成功后，没有一个能不依靠秀才而治天下的。传说中三代的举贤，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科举，其本意都是选拔有知识和德行的人“当领导”的。至于历来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变革运动，则大都是秀才或在秀才的相助下进行的。从商鞅变法到戊戌维新，大略如此。到了近代，则是连造反也非秀才不成了。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个教书先生；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是学贯中西的大“海归”；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当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不也是一介书生吗？
      这么说来，还是要“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要进步，就得如此。但也要具体分析。古时“学”就是或主要是学做官之艺，故可“学而优则仕”。当今世界，物换星移，教育内容，包罗万象，故有的“学而优”者可当领导，有的则以从事其他专业工作为宜。如果都入仕，不仅官场要拥挤不堪，也有碍于社会进步。此其一。其二，有经历不等于有能力，有学历不等于有学问。学者们不一定都优，“学优”不一定“仕优”。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所以，还要讲实际才能，使真正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当领导。官者，管理也；领导，带领，引导也。在通常情况下，有学历的比没学历的，学而优者比学而劣者，毕竟智商高些，知识多些，能力强些，因而也更适合从事领导、管理工作。当然，这种认知，必须建立在我们真得承认领导是一门科学，管理是一种艺术而非歪门邪道的基础上。否则，我们现在拼命办教育，拼命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就是在干一件天大的蠢事了。（陕西日报 乐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