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于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

黄少英一案，再次揭开了广州部分村社干部触目惊心的腐败事实。近年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城中村改造的推进，村社干部腐败案有所增多。

海珠区纪委课题组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仅2006年至2009年，全区查处的村社基层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共14件16人，其中违纪案件9件9人，2006年为1件1人，2007年为2件2人，2008年为1件1人，2009年为5件5人；违法犯罪案件共5件7人，即2007年1件1人，2008年2件2人，2009年2件4人。

上述报告显示，在涉嫌的经济违纪违法案件中，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上千万元的特大案件已不鲜见。据统计，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元的案件有8件，占违纪违法案件14件的57.1%；50万至100万元的有1件，占违纪违法案件的7.1%。也就是说2006年至2009年，涉案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64.2%。

“如2009年查办的昌岗街联星新港经济合作社原社长谢某某，在该社兴建16层集资楼过程中，对施工方向生产社借支工程款的管理极其混乱，没有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导致出现1400多万元假发票的问题。”报告中表示。

据媒体报道，萝岗区九龙镇黄田村村委会原主任陈汉明自2005年以来，利用职务便利，在村集体土地出租、工程建设等方面涉嫌收受他人财物40多万元、侵占村集体财产100多万元。

花都区花山镇平西村村民委员会原主任江瑞根：2011年8月至10月期间，因村道硬底化工程，先后3次收受该工程承包人唐某某贿送的人民币共10万元。2012年5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没收个人财产1万元，对江瑞根受贿所得的10万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记者发现，村社干部因经济问题落马，主要集中于利用职务便利，在村集体土地出租、工程项目建设等方面收受贿赂，侵占村集体财产。侵吞诈骗方面，包括伪造合同、伪造宅基地证、使用假发票入账、白条子下账、收入不上账、虚列支出等形式，套取国家征地安置补偿款。如萝岗区汤村村委会原主任汤柱辉，曾套取征地补偿款逾500万元。

内外监督机制难建立

村官频频落马，与现行的监督体制缺陷密不可分。

长期关注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省政协委员查振祥说，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封闭性组织，对于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土地，村民（股东）并没有所有权，他们的股东身份是依据其组织身份来确定的，并不是按出资额。“内部监督机制很难建立，有的虽然设置了监事会，但基本不起作用，还是一把手说了算。”

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集体经济组织中董事会、监事会（还要加上党组织成员）都是一套人马，有着许多的共同利益。比如说他们的薪酬，一般的做法是：工资定额，奖金则由街道参照区对街道的考核制度，对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考核，按考核的成绩确定管理层的奖金水平，这种考核是不分董事会、监事会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内部监督难，外部监督也不容易。上述人士坦言，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条例》规定，集体经济组织的审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多为农业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共同负责，农业部门和乡镇政府每年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一次。

但在实际运作中，依然存在问题：伴随农村城市化的推进，一部分集体经济组织转制为公司，已经没有农业，农业部门出师无名，不好再对其进行审计。

“白云区就存在这样的情况，2003年前后，一些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转制，但转制后存在审计真空，因为政策上也没有规定谁是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的主体。直到2007年4月，白云区才重新规定，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审计在区农业部门指导下，由街道办事处实施。”上述人士说。

有基层干部坦言，目前他们实现了“村账镇管，社账村管”，但对一些账外运行的经济活动，镇街一级无法监管到位。

“比如一个经济合同，明显低于市场价，但它经过组织民主决策，我们就不好干预；针对一些工程项目，要查实偷工减料，需要专业机构、人员来做，我们没这个力量。”上述人士坦言，即使发现了问题，镇街一级也只能是监督教育，没有其他手段，真正要处理，必须要纪委、检察院等部门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