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饱就跑，跑了就了”——很多人用这句话来形容外逃贪官。近日，某媒体梳理称，1992年至2012年，官方公开报道了54名贪腐人员外逃案例。出逃官员，尤其是高官的最终落脚点多为发达国家，出逃前多有筹划，且部分官员已为“裸官”。就在日前，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向广东省反馈巡视情况时，也提及“一些地方‘裸官’问题突出”。种种信号表明，中国的“裸官”问题不容小觑。
　　法学家蔡定剑教授曾言，“就‘裸官’而言，无论其是否存在腐败事实，其‘裸体’做官的行为本身，首先已表明本应对国家负责的官员，却带头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这种影响的危害远胜于‘裸官’腐败的经济问题本身。”去年10月，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5年多来共抓获在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
　　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把“裸官”与外逃贪官画上等号，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裸官”已为贪官外逃打下了伏笔，成为警示的信号。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不少举措，以制度化的方式阻断“裸官”上升通道。2010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的管理。今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更是加入“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等与实际联系紧密的内容。具体到追逃“裸官”方面，中国也表现得相当积极。一方面，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另一方面，我国与多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类条约，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开展司法协作。规定的出台与司法的协作都传递出盯紧“裸官”的积极信号。
　　虽然，我国追逃贪官的力度不断加强，但追逃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和巨额经济成本仍不容忽视。因此，盯紧“裸官”的理想状态无疑是，一个官员即便“裸”了，却无法“裸奔”——让试图“贪饱就跑”者根本跑不出去。
　　近年来，我国开始尝试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其实，登记仅仅是监管“裸官”的第一步，登记之后如何发现问题以及发现问题之后如何及时处置，乃是关键所在。首先，要保证登记工作的严肃性和独立性，防范登记申报过程中瞒报、谎报现象。其次，要建立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境外的年度公示制度，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及时发现问题。再次，要通过制定法律、完善制度阻断“裸官”升迁之路，严控其出国（境）行为，激发用贤黜恶的正能量，从而打造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国廉政网 邓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