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印象中，环卫系统负责城市清洁工作，打扫打扫街道、清理清理厕所等，是个“清水衙门”。今年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环卫系统6名官员受贿窝案，让人们对这个系统刮目相看。

　　经过近7个月的侦查，11月8日，石景山区检察院将北京市门头沟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下称门头沟区环卫中心)原党委书记兼主任王春海移送审查起诉。经查，王春海在任期间涉嫌受贿人民币20万元。此前，石景山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下称石景山区环卫中心)原纪委书记董泗臣因受贿已获刑，其余4人均已被提起公诉。

　　从简单匿名举报信，挖出环卫系统“蛀虫”

　　今年年初，石景山区检察院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董某收受贿赂。该信内容十分简单，董某是谁?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一字未提。该院反贪局经过研究，决定先派人进行外围调查，确定董某身份。

　　“经过走访调查，初步确定石景山区环卫中心纪委书记董泗臣即是举报信中的董某。”承办该案的石景山区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王立君说，根据环卫部门的工作性质，该院锁定了几个可能向董泗臣行贿的企业，查其账目，其中一个企业负责人说曾向董泗臣行过贿。

　　为收集证据，办案检察官找到石景山区环卫中心基建科科长闫志超，向他了解董泗臣的为人处事、工作作风等情况。不想，闫志超见到检察官后，以为自己受贿的事情败露，主动交代了其曾经接受北京市南粤装饰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靳洪升(因行贿已获刑)3万余元的犯罪事实。该院遂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分别对闫志超和靳洪升立案侦查。

　　“闫志超是石景山区环卫中心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平时表现很好，要求上进，正在读在职研究生，且为初犯，具有自首情节，悔罪态度很好。鉴于此，立案后我院对其作了取保候审处理，目前已提起公诉。”王立君说，“但董泗臣到案后一直心存侥幸，一会儿承认受贿，一会儿又否认，且交代的受贿数额不定、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定。”
王立君介绍，他们经过外围调查，掌握了几家公司向董泗臣行贿的事实。“虽然董泗臣只承认其中两笔受贿款，但受贿数额已达到立案标准。经请示领导，我院果断以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侦查。”

　　董泗臣对检察官的讯问工作还是不配合，案件侦查陷入僵局。一天，王立君又拿起那封简单的举报信研究。“举报信中‘天津汉沽一个厂子’这句不起眼儿的话突然引起我的注意，这个厂子具体名称叫什么?经营什么产品?与被举报人有什么联系?”一连串的疑问出现在王立君的脑海里，他立即讯问了董泗臣。

　　“你们与天津的厂子有业务关系吗?”

　　“与一家有业务关系。”

　　“这家厂子是做什么的?”

　　“垃圾桶和垃圾楼吊装设备的。”“厂子的名字叫什么?”“想不起来了。”

　　王立君分析这家厂子有重大行贿嫌疑，于是上网查找这家厂子。“我将‘天津、汉沽、环卫设备厂’几个字输入百度检索系统，页面上马上弹出许多相关信息。最后筛选出一个嫌疑最大的厂家——天津市汉沽区小王综合制品厂。”

　　“我想与首都北京的单位做买卖的企业应该是比较有实力的，而这家厂子的网页做得太精美了，很让人震撼，一看就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王立君介绍说，“几栋漂亮的高楼耸立在宽敞的厂区，该厂厂长兼法定代表人田春祥(因行贿已获刑)坐在老板椅上悠闲地喝着茶。点开‘产品展厅’一栏，各种环卫产品的漂亮图片一一呈现在眼前。网页边上有客户介绍、合作伙伴等栏目，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该厂特别有规模、特别规范。打开‘合作伙伴’一栏，石景山区环卫中心、门头沟区环卫中心赫然其中。由此我断定该厂有向两个中心行贿的重大嫌疑。”

　　从行贿人供述，一下子立案3名受贿人

　　4月21日，王立君带着5人前往天津市汉沽区小王综合制品厂寻找田春祥。“临行前我一直犯嘀咕:这样大的企业，能配合我们的调查吗?”王立君对记者说，经过艰苦努力，他们终于在比较偏僻的小王瞿村村口看到门口放着一个大垃圾箱的小院，“朝里一看，几个工人正用锤子叮叮咚咚地敲着钢板，没有任何大型的现代化设备，完全是纯手工制作。后经打听村民，才知道这就是天津市汉沽区小王综合制品厂。”

　　王立君带人一直在该村蹲守，直到傍晚时分，才看到田春祥开车从该村回到城区的家中。王立君等人商量了3种抓捕预案:一是当晚在田春祥家中抓捕，二是次日凌晨在其家中抓捕，三是如果次日凌晨田春祥不在家，就在小王瞿村村口等他。预案做好后，王立君向院领导作了汇报，并陈述了各种抓捕方案的利弊，院领导决定次日凌晨在田春祥家中抓捕。

　　“次日一大早我们开车来到田春祥家中，田春祥还没起床，顺利将其抓获，并带回北京。”田春祥当天中午交代，2007年门头沟区环卫中心采购了11台垃圾楼设备，这些设备的招标额大概100多万元，他参与了投标。通过做工作，王春海把招标的底价透露给他，最终他以94万元顺利中标。为表谢意，田春祥给王春海10万元，还送给门头沟区环卫中心原副主任刘京介2万元、业务科科长兼工程组组长张保华和二队队长兼书记禹振清各1万元。目前，这3人已被石景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田春祥坦言，像他们这样没有任何资质的小厂，一般只能承揽到七八万元的小项目，从未承揽到这样的大项目，该项目毛利润就有二三十万元，所以他一下子送给王春海10万元。

　　从见到检察官那刻起一直追问：“谁又给我惹事了？”

　　事不宜迟，当晚王立君带人来到王春海家。王立君对记者说，“特别可笑的是，当他听说我们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时，还没等我们问他，他倒先问起我们:‘我们单位谁又犯了事?谁又给我惹麻烦了?’”

　　王立君笑着对记者说，“他压根没想到是自己犯事了。”

　　“审讯时，王春海一口咬定从未收过任何贿赂。”讯问工作陷入到僵持阶段。

　　王春海沉默片刻，问道:“招待费算吗?”

　　“你先说说，我们听听。”

　　“对方曾给过我2万元招待费。”

　　王立君一听，除了数额不对外，其他与田春祥的交代基本吻合，于是追问了一句:“只有2万元吗?”

　　王春海想了想又说3万元，再后来说5万元、8万元。

　　看他这样，王立君笑着对他说:“你想看老田吗?我已从天津把他接来了。”说着，王立君将监控画面切到正在审讯田春祥的审讯室。看到田春祥，王春海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很快交代了受贿10万元的犯罪事实。

　　从众多业务往来厂家中，筛选出3家可疑者

　　“交代完收受田春祥10万元贿赂后，王春海变得十分抵抗，无论再问什么，他都不开口了。为了将证据砸实，把案子办成铁案，我开始排查与门头沟区环卫中心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厂家。”王立君说，“与该中心有业务往来的厂家很多，经过筛选，我选定了3个嫌疑最大的厂家，分别找其负责人调查，结果都承认曾给过王春海钱，数额从1万元至10万元不等。对此，王春海都矢口否认。”

　　“不过，我们查实了其中的一笔，即北京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经理王某于2006年送给王春海的10万元银行卡。”王立君解释说，“这家厂子是专门做环卫配套设施的，如大型垃圾车改造、洁具等。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6年北京市进行大规模公厕改造，将所用公厕改造成全封闭的。当年八九月，王某获悉门头沟区环卫中心有个100万元左右的公厕项目要招标，就让爱人拿着其身份证到工行某营业点办了张银行卡，并存入5万元。”

　　据王立君介绍，之后王某拿着这张卡找到王春海，表明其想做公厕改造项目，王春海客气一下便收下了。后来，王某顺利拿到了该项目。当年11月，该项目续延工程要招标，王某听说后又找到王春海说:“王主任，在您的帮助下上次我中标了，我还想做这个项目，您再帮我一次吧。”接着他告诉王春海“我又往那张银行卡里存进去5万元”。王春海又是客气了一番。后来，王某又顺利拿到了该公厕续延工程。
    从34笔刷卡消费对账单中，查证10万元银行卡

　　“在行贿案件中，受贿人如果拒不承认，查证起来很是困难。我们首先讯问王某该银行卡的账号，王某说时间久了，不记得了;又问其妻是否记得，王某说可能记得。我马上询问王某的妻子。”王立君说，经询问，王某的妻子拿出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该银行卡的账号、开户行和开户时的存款额。“拿到账号后我赶快到附近的一个工行营业点调查，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很快查到了该卡上的钱已基本上刷卡消费完，共34笔，并打出了对账单，结果与王某的交代完全吻合。”说到此处，王立君有些兴奋。

　　王立君介绍，通过艰苦努力，他找到了该卡消费的11家商户，消费对象涉及电器、首饰、装潢、家居等多种商品。接着他又查阅了11家商户的顾客刷卡消费底单，由于时间久远，有些商户的顾客消费底单已经销毁，只查到该卡15笔刷卡消费底单，时间跨度为2007年至2009年。

　　“我们对每笔刷卡消费底单的签名作了笔迹鉴定，其中12笔是王春海签名消费的、1笔是王春海的爱人签名消费的、2笔是王春海冒充行贿人王某签名消费的。这足以证实王春海持有这张银行卡长达2年之久，且主观恶性较大:不但让其爱人消费，还冒充行贿人的签名消费，以达到逃避侦查的目的。”王立君说。

　　“结合‘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的规定，虽然王春海拒不承认这笔受贿事实，但我们认为，可以认定王春海收受行贿人王某10万元人民币贿赂的犯罪事实。”王立君解释说，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对行贿人王某免于处罚。

　　长期担任党政一把手，养成了傲慢自大的性格

　　王春海的老家在门头沟区一个小山村里，1978年，16岁的他初中毕业接了父亲的班，在门头沟区环卫局做了一名垃圾车装车工人。

　　王春海的父母没有文化，但教育他说:人没有本事不要紧，只要踏踏实实干好事，周围的人都会接受他、认可他。在父母的教育下，尽管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王春海还是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始终默默地坚持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环卫局里不少年轻工人调动了工作，而王春海觉得做一名合格的清洁工人也不错，一直踏踏实实地工作。1982年，他作为优秀环卫工人，被环卫局送去培训，这次培训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在清洁工轮训班中，王春海考试成绩不错，被抽出来做市容执法工作。从此，王春海从一名清洁工人逐步成长为领导干部。“从清洁队副队长、队长、党委书记到环卫局副局长。2001年环卫局改革成环卫服务中心，2002年他开始担任门头沟区环卫中心党委书记兼主任，一做就是8年。在8年里，单位里的大事小情都是他一人说了算，渐渐养成了傲慢、自大的性格，人送外号‘王老虎’。”
    领导权力失去监督，寻租不足为奇

　　“党政一把手长期由一人担任，形成了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再加上文化素养不高，是该案发生的内因。”王立君分析说，2002年王春海担任门头沟区环卫中心党委书记兼主任，单位的事基本上就是自己说了算，2003年他即与田春祥相识，门头沟区环卫中心与该厂开始有业务往来，在长期的业务合作中二人形成了“默契”，行贿、受贿在所难免;而文化素养不高，使得党纪国法只能入其口，不能入其脑其心。

　　“社会及有关部门对环卫工作认识不够，监管不到位，是该案发生的外因。”王立君认为，一般大型、重点项目，社会及相关部门关注较多，监督也较到位;而对环卫系统采购垃圾桶、改建公厕等小项目关注不多，监管也不是很到位，从而使一些小项目容易进行暗箱操作。虽说这些小项目标的不大，但其成本小，利润大，更容易滋生腐败。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印象中的“清水衙门”无疑是座“富矿”。其实，环卫工作需要大量物资和设备，供货商为了拿到订单往往会千方百计地与相关负责人拉关系;道路和公厕等保洁工作需要大量人力，保洁公司等为了揽到活计常常会挖空心思地接近相关负责人;环卫建设需要配套措施，公厕兴建及改造等工程项目不少，建筑商为了承包到工程往往会想方设法地与相关负责人套近乎，那么，一些不能自律的官员就会滑向犯罪深渊。(监察日报 翟兰云 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