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保管农村一事一议统筹费、农路管养费及扶贫互助社互助资金等经费的职务便利，多次挪用公款203.7万元进行赌博活动，无法归还。江苏省丰县王沟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农经中心”)原主任袁庆祖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了代价——2012年9月，丰县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袁庆祖有期徒刑12年；以赌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2012年12月，袁庆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输光了家财

2005年12月，中专文化的袁庆祖调到丰县王沟镇农经中心任副主任，并主持农经中心工作。此时的袁庆祖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一直兢兢业业，终于在2007年被任命为农经中心主任。

当上一把手后的袁庆祖好像一下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不再像以前那样把精力放在工作上。生性喜欢赌博的袁庆祖，一有空就要约人赌两把，此前虽然输多赢少，也还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但做了农经中心主任之后，袁庆祖的赌局越来越大，从几千元到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俗话说“大赌伤身”，袁庆祖的“大赌”伤的不仅是身，还把前途和自由也输掉了。

袁庆祖的“大赌”离不开他的几个搭档——于某、刘某和王某，正是这3人赢走了袁庆祖的钱，使得袁庆祖越陷越深，最终铤而走险，挪用公款。

2012年4月中旬的一天，手痒的袁庆祖约老赌友于某玩两把。于某遂约了刘某一起到王某家中早有准备的袁庆祖带了5万多元现金，打算玩个痛快。他们用扑克牌推牌九，很快就赌得热火朝天。袁庆祖好赌但不善赌，还没过足瘾就输了个精光。于某独赢2万多，刘某、王某也进账不菲，除了袁庆祖，其余3人都得意满满。

赢了钱的于某觉得和袁庆祖赌博来钱太容易，时隔不久就又约了刘某、王某一同找袁庆祖玩牌，地点就在袁庆祖的办公室。不出于某所料，他又赢了3万多，刘某、王某也各有所获，而袁庆祖又输了6万多。

挪用了公款

连续几次输钱，袁庆祖的家财早已散尽，他自己也记不清从哪一次开始，输出去的赌款里开始有他保管的公款了。这时的他还没想到害怕，还在做着美梦，希望用保管的公款作赌资，把输出去的自家的钱赢回来。

同样做着美梦的还有于、刘、王3人，他们也期待着再一次分享袁庆祖这块肥肉，于是一场更大的赌局在于某的邀约下很快成行。但是他们没想到，这块肉太肥，腻得他们吃不下去。原来袁庆祖这次输得更惨，除了2万多元的现金外，还输掉了28万元的存款单。在被迫结束赌局的时候，袁庆祖毫不掩饰地道出了输掉的钱都是公款的事实。于、刘、王3人觉得这钱太烫手，赢了也不心安理得，思前想后，还是把存款单和现金都退给了袁庆祖。

竹篮打水一场空，于、刘、王3人虽然不高兴但也不好说什么，同时觉得袁庆祖已没什么油水了，不想再和他赌了。可输了钱的袁庆祖哪里肯放手，他的美梦还没醒呢，于是三天两头打电话约这3位赌友。

在赌徒的圈子里，赢钱的人是不能主动不赌的，在局中是如此，在局外也是如此，这也算是“赌品”，这“品”是被他们看得很重的，失了“品”的人就没人愿意和他玩了。正因为如此，再加上袁庆祖几次三番相邀，几人间的赌局重新开始。袁庆祖则未雨绸缪，提前把存单换成了现金，现金不够了就打白条。接下来的几次交锋，袁庆祖依然独处下风，而有了上次退款的教训，其余3人也都放开了胆，来者不拒。

反复的输来输去，已没有人确切记得袁庆祖到底输了多少钱，又有多少是公款，袁庆祖不在乎，更没法算个明白。但能算得清的是袁庆祖前后共挪用了公款203.7万元，于、刘、王3人除赢了10多万到50多万不等的现金，手里还分别攥着袁庆祖写下的14万、13万、13万欠条。

混乱的账务

农经中心的账务由袁庆祖和石某共同管理，袁庆祖负责记录、保管农经中心现金账和银行款项，石某负责记录农经中心总账、明细账。

石某记录农经中心总账、明细账时，必须根据原始凭证制作记账凭证，而原始凭证都是袁庆祖交给他。因为基层财务不规范，具体记账科目也是请示袁庆祖，袁庆祖直接交代石某该怎么记，最后账目实在对不上的，就以个人名义借款并打欠条。

按照当地财政所相关制度规定，领取公款应当经会计审核通过并盖章、所长同意并盖章，最后加盖单位公章方可。可是，因为袁庆祖是王沟镇农经中心一把手，单位公章、财务印鉴和下辖村镇银行的印鉴，均由袁庆祖一人掌管，相关人员根本没法严格按照制度办事。

袁庆祖自己填写支票，用自己保管的单位公章盖章，然后自己到银行取款。为了防止被人发现，每次取款后，他都不在报给会计的“银行存款日记账”里如实记录，也从不将支票交给会计记账，那些流向赌桌的公款就是这样一次次被袁庆祖取出后输掉的。袁庆祖利用全面负责农经中心现金账的职务便利，私自到银行领取王沟镇农经中心、农村公路管理养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各个村扶贫互助社银行账户上的公款共203.7万元，用于赌博活动，无法归还。案发后，袁庆祖做贼心虚，竟然烧掉了2008年至2011年的单位账目。

简单的算术

赌桌上的输赢袁庆祖算不清了，他只知道自己输了太多，从公家的账户里取了太多，自己再也还不起了。他的美梦变成了担惊受怕，他不敢再向公款伸手了，他睡醒了。

2012年5月23日，袁庆祖走进丰县人民检察院，主动投案自首。如果不是袁庆祖害怕而投案自首，单凭王沟镇农经中心的会计估计很难发现并算清袁庆祖的“欠账”，因为袁庆祖就是会计之一。

从袁庆祖迷上赌博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输定了，十赌九输，这不光是说金钱的输赢。与家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自由的行动、自己的前途，这才是最宝贵的，如果把这些与可能赢得的金钱和从赌博中获得的低级快乐放到天平的两端，孰轻孰重，尽人皆知。

农经中心主任兼会计的袁庆祖陷在金钱的输赢中，妄图以公款作赌注赢回钱财，不输个精光才怪。

链接：完善基层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朱应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袁庆祖利用保管农村公路管养费等专款之便，多次挪用公款，总额达200多万元，时间跨度2年多，其间竟无人察觉，这和单位财务监管存在漏洞、财务制度流于形式有很大关系。结合这一职务犯罪典型案件，丰县纪委对基层机关单位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开展廉政风险点排查，有针对性地发出建议，实现专项资金规范化管理，同时指导基层机关开展廉政教育，构建了针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完善财务制度。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多地公共财政向农村基层倾斜，针对有的基层单位会计一人掌管钱物及收支记账缺乏监督的弊端，办案人员仔细研究发案单位现有规章制度的漏洞，对基层干部发生职务犯罪的主要环节、主客观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确立了镇农经中心账目需经由报账会计审核、农经中心主任签字、使用专款单位盖章、理财小组成员签字确认，才可审核报销的财务管理制度。为有效制止乡镇站所负责人兼任本单位主管会计、出纳的“一肩挑”现象，县政府又专门出台了《丰县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单位领导本人及直系亲属不得担任本单位的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出纳人员”。提升制度信息化水平。将乡镇站所所有专项资金均纳入镇财政基本账户统一管理，并设置账户资金支出即时短信提醒系统，只要镇财政基本账户有资金流出，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领导干部就能同步收到银行短信提醒，实现了对资金支出的实时监控。提高制度执行力，加大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县纪委派驻乡镇纪检监察工作室、乡镇纪委、乡镇审计所为监督主体，以制度执行的关键环节为监督对象，以制度执行的廉政风险为监督内容，以制度的落实整改为监督目的，以督查问责为监督手段，建立日常监督、阶段检查、定期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对漠视制度、恣意违反制度以及制度执行不力的相关责任人，实施严肃问责。

强化权力监督。加强财务审计，由镇纪委牵头，镇审计所负责，将审计周期由离任审计改为一年一审，不同单位之间，用不同的财务人员交替审计单位账目。将基层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落到实处。对一些基层关键岗位的人员，如会计、出纳、采购、收银员等，进行定期轮岗，不让他们在一个位置待得太久，防止形成宗派体系,相互帮忙、相互掩盖腐败行为。凡涉及基层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都要进行公开。积极构建廉情预警机制。在全县4个派驻乡镇纪检监察工作室、15个乡镇、360个村，健全了三级廉政预警网络，多渠道、全方位地收集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关的信息。配套建立了廉情预警联席会议、镇级领导班子廉情通报等制度，建立了由经济110、政府热线、政风行风热线等组成的10个廉情预警联系站。实施了以询问、提醒、警示、诫勉为内容的廉情预警“四书”制度，对存在不良倾向和苗头性问题的基层党员干部，给予重点谈话。

加强廉政教育。采取形象直观、通俗易懂、易为基层干部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开展廉政教育。重点抓好《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的贯彻落实，在农村基层干部中集中开展“学规定、树正气、守廉洁”活动，通过学、查、改，抓好重点环节，推动活动深入开展。将县统一印制的“8个严禁、41个不准”提醒卡，发放给每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建立反腐倡廉集中宣讲制度，每年8月份集中一周的时间，在全县15个乡镇、办事处开展集中宣讲活动。制作了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宣传挂图、展板，由乡镇负责在基层站所和各村进行巡展。组织编写了有案例警示、法律知识要点、点评剖析、疑难解答的《典型案例选编》，同时开展以案释法教育，召开全县农村基层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基层干部到看守所参观。通过加强廉政教育，有力增强了基层干部依法廉洁办事、正确履行职责的意识。农村基层干部正在逐步养成“习惯在监督的环境下工作、习惯在法制的轨道上用权”的良好作风。

办案者说：反腐必须重视“蚁贪”

在查处袁庆祖（科员级）一案时，办案人员吃惊地发现，作为一名最基层的乡镇站所负责人，袁庆祖会计、出纳一肩挑，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挪用公款203.7万元，全部赌光，平均每周挪用1.91万元。

现实生活中，吸引我们眼球的往往是涉及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贪污事件，对于“蚁贪”行为似乎不太关注，但仔细想想，实在不能等闲视之。可以说，我们生活中，随处充斥着“蚁贪”。如：印一张试卷，收1.2分钱的回扣，几年下来，居然受贿25万元；大衣、箱包、香水、运动鞋等生活用品统统用公款报销，几年累积，居然公款消费7万多元；收取的水费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入账，几年累积，居然有了百万之巨……

其实，“蚁贪”是一种多发而又常被忽视的腐败，是一种“庸常的罪恶”。除了具有低职级或无职级特征之外，“蚁贪”还具有作案周期长、贪污次数多以及单次犯罪数额小的特点。一方面，身处其中的贪官对这种零敲碎打的贪污腐败不以为耻；另一方面，蚁贪的形成离不开当下的社会环境，且作为一种生存“潜规则”而被人认同或是忽视。正是基于这种心理，“蚁贪”才有可能转变为大贪、巨贪。

就“蚁贪”的犯罪心理来看，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被发现，在起初的担心害怕过去之后，他们的胆子会随着内心的麻痹越来越大，犯罪次数越来越多，金额也越来越大。古语有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无论对哪个团体而言，处于权力高端的领导人员毕竟是少数，而处于权力末端的“小人物”的数量却很多，可以说，一旦“蚁贪”现象蔓延开来，整个团体的根基都会被动摇，其后果是相当可怕的。就如金字塔的构造一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因此，在反腐呼声高涨的今天，一定不能忽视处在权力末端、甚至连“官”都算不上的“蚁贪”。虽然从事实上来说，“蚁贪”的贪污数额较那些巨贪要少一些，但这并不表明“蚁贪”的腐败行为危害小；而且“蚁贪”是最接近我们日常生活的，同时因为级别低、人数多，且与基层群众直接接触，故而其影响程度相较那些巨贪来说更甚。因此，反腐不能忽视“蚁贪”。

“蚁贪”现象表明，凡有权力之处，不管权力的大小多少，都有腐败的可能。“蚁贪”们之所以有那么多贪腐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其权力运行的监管缺位，有“隙”可乘。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或治理包括“蚁贪”在内的腐败问题，就必须紧紧抓住权力制约及制度建设这一关键。在制度设计上，要从谁都有可能做坏事的角度出发制定制度，并覆盖和落实到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人。

党和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要时时处处提醒自己，告诫自己，抑制住心中的贪念，“勿以恶小而为之”，防微杜渐，拒腐防变。（中国纪检监察报 宗志 运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