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空军多个重要领导岗位工作２０多年，从未在提升、调动、考学、分配之类的事情上“打招呼”；山西老家的８个兄弟姊妹及其１３个子女没有一人沾过他的光。

他病逝的前５天，几度昏迷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交代家人代交最后一笔党费。弥留之际，他留下遗嘱要求家人：任何时候不给组织添麻烦。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２日，空军装备部原政委高文廉走完了６６年的人生旅程。人们对他的评价，正如一副挽联：一身正气令人敬仰，一尘不染千古流芳。

领导干部要带头把思想上的灰尘打扫干净

生前，高文廉常说：“不要一味抱怨有些地方风气不好，关键是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自己要带头做好，带头把思想上的灰尘打扫干净。”

任成都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时，有两位团主官趁着参加党委全会的机会，晚上到家里给他拜年，临走时留下一个“红包”。高文廉发现后，立即让秘书退还。

处理完这件事，高文廉一夜没有睡着。他对来部队探亲的妻子说：“谁愿意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白白送人？干部找你办事先送礼，实际上是对你不信任，认为不给你好处不办事。我今天不收这个‘红包’，但赢得的是干部的信任，赢得的是人格尊严，立起的是党的形象！”

高文廉坚信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并坚守一个“铁规矩”：不收别人的任何财物。

空军装备部管钱管物的单位比较集中，特别是装备科研订货项目多、数额大。高文廉任空装政委５年间，有不少单位领导特别是私营企业老板找到他，希望承揽一些业务，对此他一概回绝，从没有向机关业务部门打过一次招呼。

有一年，高文廉家乡一个公司老板想通过他承包一项工程，多次带着礼物到他老家与其亲属“联络感情”。高文廉知道后，立即给老家的兄弟姊妹逐一交代：“别人给咱送东西大都有目的，千万不能收。”

不能借解放思想之名为己谋私

高文廉病逝后，按照他的遗嘱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但在空军总医院起灵那一刻，仍有５００多人自发赶来为他送行。

“那天，看到很多人一大早来为爸爸送行，我彻底懂了他！”高文廉的女儿高萍眼含热泪说。

高萍早于父亲两个月到空装机关工作。高文廉到空军装备部任政委的第２天，就找到机关有关部门领导，要求落实上级规定的“回避制度”，让女儿离开机关。有人对他说：“高萍是先来的，你是后来的，谁也说不出什么。”

“大家都知道她是我女儿，她要做得不好，领导不好管她，我怎么去管别人？不能因为她一个人影响机关风气建设！”高文廉严肃而坚定地说。

当天晚上，高萍一脸的不高兴。她对父亲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的思想还这么不解放……”

“我们再解放思想，也不能把党的政策抛在脑后，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更不能借解放思想之名，为私心杂念和违规行为遮掩呀……”高文廉和女儿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

在高文廉的坚持下，高萍很快调离了。后来，高萍又转业到地方，一时找不到工作，有人提出让她到空军装备部下属的天利公司上班，高文廉仍没有同意。

解放思想不做谋私之想，是高文廉一生的信条。他任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时，在京西宾馆当医生的妻子秦雪珍，按有关规定要集体转业。

回家后，秦雪珍对高文廉说：“你当干部部部长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和你说过任何事，我自己这件事应该不难办吧……”高文廉想了半天对妻子说，“作为干部部部长，办这个事并不难；难的是，我不能用手中的权力办这样的事！”

有一次，高文廉和秦雪珍一起到上海看望病重的岳母，秘书给他买了两张软卧票。高文廉坚持要退掉一张软卧票、换一张硬卧票。他说老伴不够条件，不应该享受坐软卧的待遇。

领导职务越高，越得按章办事、公道正派

高文廉患癌症６年、历经３次大手术。为了方便和探视人员交谈，医护人员建议把沙发挪到病床边，可高文廉坚持不让破坏医院的制度，直至去世也没让动一下沙发，病房的物品始终按规定摆放。

按章办事、公道正派，是高文廉一生的处事准则。

有一年，空军院校在分配一批干部子女学员时，计划将领导干部的孩子都分到大中城市，而一些技术干部的孩子却分往边疆。时任空政干部部部长的高文廉看到院校上报的计划后，坚决予以纠正：“学员分配不能看家庭背景，而是要服从部队建设的需要，技术干部和领导干部的子女都要一视同仁！”最后，很多技术干部的子女被分配到北京、上海等地。

高文廉任成都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时，机关有个重要岗位空缺，一名干部托人找到高文廉，希望给予安排。从综合素质看，这名干部不太适合这个岗位，高文廉没有为各种人情所左右，建议党委使用了更合适的人选。他说：“领导职务越高越得‘按章办事、公道正派’。这８个字不能光讲在嘴上，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高文廉任空军装备部政委后，组织上推荐一名副处长担任他的秘书。高文廉第一次与秘书谈话时，就提出要认真执行“关于担任首长秘书的同志不得同时兼任机关部处领导职务”的规定。当时，有人给高文廉提建议，这个规定还在试行阶段，可以先等等再说。高文廉坚决不同意。最后，装备部党委按照规定免去了这名秘书的副处长职务。

高文廉的大姐有个儿媳，在空军装备部下属的一家军工厂工作。由于干的是放射性工种，大姐请求高文廉给工厂打招呼，给儿媳调换个岗位，高文廉一口回绝。他说：“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岗位，工厂也有合理的安排。咱把放射性工种推给别的工友，最起码从良心上过不去呀！”

面对记者，高文廉的大姐感慨地说：“要早知道这事让他为难，我说什么也不会向他提起的。他在北京工作几十年，从未为山西农村老家的８个兄弟姊妹及其１３个子女安排过一份工作。”（新华网 孙茂庆、申进科、蔡绍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