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15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坚决杜绝“节日腐败”，做到“十个严禁”：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严禁用公款吃喝、旅游和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禁出入私人会所、借培训中心奢侈浪费，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贺年卡及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严禁用公款接待走亲访友、外出旅游等非公务活动，严禁利用婚丧喜庆敛财，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严禁参与各种形式的赌博活动，严禁公车私用，严禁将相关费用转嫁给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大量的腐败案件也表明，节日期间仍然是领导干部易被腐蚀的高发期。为此，本期编发《贫困县书记3年敛财逾千万 仅一个春节敛187万》案例及杜绝“节日腐败”有关网评文章，希望领导干部认真阅读，引以为鉴，过好“廉节”。请各单位及时在西岳清风网下载并印送本单位在职县处级干部、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参阅。

　　贫困县书记3年敛财逾千万

　　仅一个春节敛187万

　　王先民在任甘肃省宕昌县委书记三年多时间里，受贿金额逐年递增:2007年受贿42.2万元，2008年受贿125万元，2009年受贿724万元，2010年1月至3月受贿476万元。就在被立案调查当天，王先民还收受一家建筑公司经理贿赂50万元。

　　11月2日，甘肃省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涉嫌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白银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检察机关指控，王先民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在工程建设领域、干部人事调整、春节及本人生病住院期间，大肆受贿，疯狂敛财1500余万元。另外，王先民对家庭财产中的362.2万余元和670克黄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11月19日，办案检察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一个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国家转移支付、人均财政收入全省排名靠后的国家级贫困县，王先民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敛财逾千万元，数额之大，令人震惊。同时，其‘渐进式’腐败特征发人深省。”

　　疯狂敛财的“捞钱”书记

　　王先民先后在工程建设领域、干部人事调整、春节及生病住院期间，疯狂敛财1500余万元。

　　2010年3月18日，王先民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甘肃省检察院立案侦查。3月22日，甘肃省检察院与省纪委成立联合办案组。同日，王先民被“双规”。

　　检察机关侦查查明，2006年至2010年3月，王先民在工程建设中，先后收受15名建筑商贿赂款1108.7万元和价值258余万元的房产三套;在招商引资、矿业管理、市政建设等工作中，收受8名企业主贿赂款103万元;在人事调整调动中，收受8人贿赂款36万元;在春节及生病住院期间，收受贿赂款51万元及金条等物。王先民总计受贿1556.8万元，另对家中362.2万余元和670克黄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从几百元到上千元，到上万元，再到数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从过年、患病收“人情礼”，到不给钱不办事;从半推半就到来者不拒，王先民的贪婪令人瞠目。从一个让宕昌经济增速由2006年的陇南倒数第一提高至2008年的全市排名第二，工作能力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县委书记，到专权霸道，把“造福百姓”变成“造福自己”，使手中的权力蜕变为“敛财”工具的贪官污吏，王先民的堕落令人叹息。

　　宕昌县，位于甘肃省陇南市西北部，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国家转移支付，人均财政收入全省排名靠后，是国家级贫困县。而王先民大部分的受贿敛财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的，在任期间，他采取各种手段敛财，成了宕昌干部群众眼里名副其实的“捞钱”书记。

　　“渐进式”腐败特征明显

　　王先民在任县委书记三年多时间里，受贿金额逐年递增:2007年受贿42.2万元，2008年受贿125万元，2009年受贿724万元，2010年1月至3月受贿476万元。

　　11月19日，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王先民涉案资产超过千万元，作案时间主要集中在其任宕昌县委书记期间。自2006年11月24日被任命为宕昌县委书记至案发，王先民在1212天内共敛财1556.8万元，平均每天受贿超过1万元，真所谓日进斗金。

　　这超千万元的受贿款物，是王先民在122次收受了102人的贿赂后积累起来的。其中，单笔受贿50万元以上的有8笔，100万元以上的有3笔。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王先民案涉案人数达103人，目前已立案4件4人。涉案人员既有党政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有工程承包商、房地产开发商、高校管理人员及其他社会人员。案件涉及扶贫开发、灾后重建、矿山管理、交通营运及人事管理、干部调整等众多领域。

　　仅在工程建设领域，王先民就先后收受贿赂19人48次，总金额达1315.2万元，占已查实受贿总额的93%。

　　在案卷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犯罪事实:2009年至2010年，王先民在四次收受陇南华业建筑公司经理杨某640万元后，先后安排宕昌县体育中心、县党校教学楼、理川中学教学楼等总造价近5000万元的工程由该公司承建。

　　2007年底至2010年3月，王先民先后收下宕昌龙海建筑公司经理冉某送来的165万元后，“关照”冉某承揽到了总造价1600万元的工程;在收下陇南金鑫建筑公司经理李某送的价值258余万元的三套房产后，让李某得到了六项总造价7000多万元的工程。

　　干部人事调整也是王先民的敛财手段之一。他在任宕昌县委书记三年多时间内，共研究干部13批，涉及正科级岗位263人次，部分干部在一个正科级岗位上工作仅一年左右即被调任。而这每一次的干部任免、调动、调整都成为王先民借机敛财的机会。

　　宕昌县城关镇原党委书记杨某想到县直部门任职，向王先民行贿5万元后，即被调任县粮食局局长。2009年9月，宕昌县原农牧局副局长罗银听到要把农牧局分设成农业局和畜牧局的消息后，为了当上畜牧局局长，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16万元，并将其中的10万元送给王先民。

　　王先民在任县委书记三年多时间里，受贿金额逐年递增:2007年受贿42.2万元，2008年受贿125万元，2009年受贿724万元，2010年1月至3月受贿476万元。就在被立案调查当天，王先民还收受龙海建筑公司经理冉某贿赂款50万元。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王先民的受贿财物有现金、房屋、金条、玉器、提货卡、购物卡、银行卡、烟酒、服装等。其中，以房屋、现金、银行卡为主。

　　武都某路桥公司经理在连续两次送高档烟酒被王先民及其妻退回后，有业内朋友告知其诀窍:“送东西不行，王书记要钱呢。”果然，呈上40万元现金后，他如愿拿到了宕昌的多个道路桥梁工程项目。

　　侥幸心理占上风

　　“当初自认为行受贿是‘一对一’，自己在受贿中遵循‘办成事收钱、办不成退还’的做法，行贿人不会告发，群众和组织也不知情。”

　　王先民36岁就担任陇南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39岁担任宕昌县委书记，是当时甘肃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之一。

　　2007年1月9日，在中共宕昌县第十四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王先民发表了就任县委书记后的首次施政演说。他的题为“争当一名人民满意的县委书记”的演讲，让与会代表们印象深刻。可是，谁能想到，从刚刚上任时的踌躇满志到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王先民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

　　就在王先民刚刚主政宕昌的2007年，礼县原县委书记任登宏腐败窝案被查处，但他没有引以为戒。王先民曾对办案人员说:“听说任登宏被抓，我错误地认为，现在社会上搞腐败比较普遍，反腐败是‘隔墙扔砖头’，‘砸住谁谁倒霉’，任登宏被查是他运气不好，没想到今天会轮到我的头上。”

　　案发后，王先民自己也承认，当初也知道受贿是一种犯罪行为，初次受贿后也有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最终还是侥幸心理占了上风。

　　王先民供述说:“当初自认为行受贿是‘一对一’交易，自己在受贿中遵循‘办成事收钱、办不成退还’的做法，行贿人不会告发，群众和组织也不知情。”王先民在受贿后还设计出“给下属打招呼不违法”、“大家都一样”等种种理由来减少和解脱心理压力。

　　然而在上百次收受上百人贿赂之后，“王书记爱钱”在宕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王先民只是掩耳盗铃罢了。

　　办案检察官说，春节拜年，无论是一些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无论是送钱者还是收钱者，“人情往来”成了最大的借口，一些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随之下降，一旦案发，剥去“人情”外衣，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行贿受贿了。据初步统计，仅2010年春节，王先民就以接受拜年为名受贿187万元。

　　也正是在拜金主义和侥幸心理的影响下，王先民的政绩观发生了扭曲，把“造福一方”变为了“造福自己”。

　　权力缺乏有效监督

　　“在宕昌，没有人能够监督我这个县委书记，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不了，本县检察机关监督不了，就是上级监督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

　　就在王先民被“双规”的当天，曾经敢怒不敢言的宕昌县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有的还燃放鞭炮以示庆贺。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王先民在宕昌肆无忌惮地大肆敛财呢?

　　“纵观全案不难发现，王先民无所顾忌地捞钱，除了其自身贪欲滋长、心存侥幸等主观因素外，还有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等客观因素。”办案检察官说。

　　县委书记作为县委领导集体的“班长”，处于承上启下、指导协调、总揽全局的核心位置，负有重大职责。但是，由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职责不清、权责不明的问题，往往造成县委书记过度“集权”。而王先民则正好钻了这种“集权”的空子，把公共权力当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宕昌，围绕干部晋升调整、项目决策实施等权力的运行，主要以王先民的“个人意志”展开。他几乎完全垄断了宕昌县域的政治、经济、人事、资源、纪检、司法、财政大权。在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上，王先民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大搞“一言堂”，将集体的权力个人化，把本应属于政府的决策权拿到县委来。他这个县委书记拥有极大的权力，是一个标准的“县太爷”。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权力温床，王先民的专权霸道瞬间增长、迅速膨胀。

　　王先民有句话给办案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在宕昌，没有人能够监督我这个县委书记，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不了，本县检察机关监督不了，就是上级监督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

　　正是这种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使得王先民大权独揽，大小事情都要他拍板，也使得他一步步走向犯罪。

　　投资项目管理体制不健全

　　研究论证、审批手续、组织实施、项目监督以及招投标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漏洞和问题，为王先民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

　　“近年来，政府性投资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研究论证、审批手续、组织实施、项目监督以及招投标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漏洞和问题，为王先民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办案检察官对记者分析说。

　　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汶川大地震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灾后重建和基础建设。宕昌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和地震灾区，是国家扶贫和救灾的重点地区。国家投放巨额资金，目的在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发展、改善民生，但王先民却把这当成“以权谋私”的“天赐良机”。

　　王先民在悔过材料中说:“2008年后，项目短时间内剧增，当时找人托关系或直接找我要求帮助承揽工程的人很快多了起来，这既是诱惑，又是极大的陷阱。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陷阱的极端危险性，走上了以权谋私的犯罪道路。”

　　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下，王先民向来一言定标，招投标法律制度在宕昌形同虚设，使工程建设领域成为他最大的敛财来源，也使工程建设领域成为宕昌商业贿赂的重灾区。

　　“不跑不送，说啥没用。”“送一千落一万，怎么都合算。”这是到宕昌投资的老板们的口头禅，形象地说明了承揽工程项目过程中的“潜规则”。

　　陇南市盛泰置业公司经理罗刚看上宕昌的山水雅园项目，尽管没有经济实力，他却“胆略”非凡，以高利贷形式筹资60万元向王先民行贿，结果顺利拿下该项目。为归还高利贷，他以这一项目为饵吸引投资方，以投资方的资金归还高利贷。

　　像罗刚出手阔绰的工程承包商有很多，他们为了获得暴利，动辄行贿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拉拢腐蚀王先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个别企业负责人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给王先民行贿的8名公司法人代表中，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的就有4人。

　　在法庭上，王先民说到自己从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沦为阶下囚时曾一度哽咽:“最难面对的是来世，难以弥补的是愧疚。我愧对生我养我挂念我嘱我一路走好的父母，愧对爱我靠我把我作为她们精神支柱的妻子女儿。我如今身陷囹圄，度日如年，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但是，这一切都晚了。

　　不能让春节成为贪官敛财的“大餐”

　　有一种说法，自古以来，有两种人最喜欢过年：一种是小孩，一种是贪官。

　　小孩子喜欢过年是因为过年能穿上各种别致的新衣服，吃上各种美食，还有父母亲朋给的大把压岁钱。小孩子喜欢过年是天真烂漫的，是国泰民安的时代给他们带来了比平时更多的宠爱和幸福。

　　贪官为什么也喜欢过年？因为有大把大把的进项。试想，大权在握的官员权力虽然“出租”了，但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收租子”，风险巨大！法纪政纪在头上顶着，纪委、监察部门在管着，上上下下在盯着，左邻右舍在瞟着，一不小心就会“东窗事发”。

　　到了过年，贪官认为机会到了。中国是个礼仪之邦，春节又是一年中传统风味最浓烈的节日，谁没有几个亲朋好友，谁没有一些上下级同事，谁没有一点礼尚往来？相互走动走动，送一点红包和礼品，似乎都是人之常情。而许多贪官正是借节日尤其是春节之机，突击性地“收租子”敛财，许多违法交易、勾当也是在这种“走动走动”中完成的。一切肮脏可能被春节的洋洋喜气所淹没，一切龌龊可能在一声声的祝福和拜年声中，变得冠冕堂皇，顺理成章。行贿受贿这种犯罪行为，在中国传统的佳节里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情感面纱。一些贪官平时不敢收的钱，这个时候纷纷大胆“吃进”，还有的官员就是通过“过年致富”。从近年揭露出来的大量贪腐案例分析，不少贪官收受的贿赂，一半以上是在逢年过节期间得到的。福建省贫困县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在职3年中，收受“红包”、礼品等非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12万余元。丁仰宁最喜欢在春节期间收钱，他认为春节期间收的钱是“红包”，收“红包”不犯法。重庆市大渡口区原副区长顾绯受贿200多万元，主要来自收“红包”，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顾在法庭中自辩说：收红包是礼尚往来。

　　于是，某些贪官们已养成了“过年瘾”或曰“春节情结”，继而滋生出“元宵情结”、“中秋情结”、“国庆情结”、“元旦情结”，各种节日都成了他们的“黄道吉日”，成了他们突击敛财的“大餐”，有的贪官连生病住院也不忘记敛财。

　　眼下又到了春节，中纪委、监察部已经发出例行通知，严禁各级领导干部收受红包、借机敛财。为什么通知年年发，“红包”年年收？关键在于借机敛财者付出的成本太低，甚至零成本。因此，必须大大提高借机敛财者的成本。重庆市纪委、监察局就明文规定：领导干部借元旦、春节敛财者，一经发现，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免职，再依据规定处理。我们必须在制度层面采取更加严厉具体的可操作措施，把节日期间反腐败作为一个重点战役来打，让一切借节日之机敛财者付出更加高昂的成本，让敛财的“大餐”变成他们的“牢饭”。

　　廉不廉，看过年。

　　调整好过年的心情

　　过年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盼和计划。然而，在“怎么过年”的问卷中，并非人人都交出理想的答案。

　　年俗：你怎么看？

　　以一年一度的迎新辞旧为例，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种习俗。德国民众喜欢扮演鬼神，意在吓退冬天；英国民众则深夜起身打井水送亲友，意在祈福；希腊民众带着石头做客，表示给客人送来了金子；朝鲜民众把一年梳下的头发集中烧掉，寄托平安吉祥；巴西民众见面互揪耳朵，喻之为恭贺祝福；意大利民众竟打碎家里的物品并抛到街面，表示驱邪迎福……

　　外国人的这些习俗是好是坏，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可我们中国的习俗，尤其是年俗，就很值得思考和过滤。比如有些年俗是进步的，我们就应该发扬和继承；有些年俗是落后的，我们就应该淘汰和扬弃，起码也得革新。如燃放烟花爆竹虽是经典的年俗，可你燃放时是否应该观察一下前后左右，看会不会伤着自己和祸及邻里，以致污染环境甚至付出“火与血”的代价？这就要把握一个“度”；亲朋挚友年上一起对着金樽玉盘肉林酒海之时，你是否只顾着山吃海喝，烂醉如泥，洋相百出，伤了风雅也伤了身体？这就要把握一个“量”；开车外出探亲访友，你是否在“醉驾”中还要飙车而忽视了车与车之间的和谐距离且酿成悲剧？这就要限制一个“速”；三五同好一起娱乐玩耍，你是否只想到尽兴尽瘾而几天几夜通宵达旦透支体力和精力？这就要把握一个“时”；给孩子压岁钱，尽管你手头宽裕甚至家财万贯，是否也得为后代的健康成长负起责任？这就要限制一个“额”——适可而止。

　　如上所述，我们过年的心情确实需要调整。如何调整？首先必须对年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是非、美丑观念作出正确判断；对年俗中的愚俗、陋俗、陈俗、恶俗等因素，我们要自觉规避绝不跟从。如大讲排场、大摆阔气、大搞铺张浪费、大追恶性娱乐、大搞封建迷信、大讲虚言假话、大秀虚情假意之风要坚决抵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甄别某种年俗消极的传统意义和进步的时代意义，关键要看其是否植根于对正确的社会伦理、人文伦理的尊重和强调，是否剔除了对社会的恶化、腐化和浊化。否则，我们就要移风易俗！

　　拜年：你怎么拜？

　　时下过年，未必人人都特别高兴，起码有些成年人就高兴不起来，甚至有人还怕过年。怕的原因在哪？一来花钱如流水，二来人情繁琐。言下之意直指最难对付的“拜年工程”。

　　一个家庭过个年究竟要花多少钱？虽然这个数字很难统计，但其支出一般在日常开支中占有很大比重。然而，这些开支大多数并非直接用于自家人的节期消费，许多则是用于维系和扩展人际关系。准确地说是非正常性支出。比如，有人在年关到来之前就有意无意去将自己的各类社会关系理理头绪，评估关系：该登谁的门，该给谁拜年，该送多少礼品和红包；有人还搜集记忆，看这一年谁帮了自己的忙，助了自己的力，为自己解了难事，办了好事，如子女读书就业，自己升迁提携，尽可能借过年这个节点回馈“人情”，表示“知恩图报”，以期往后的路更通畅。

　　有人拜年更加考虑长远，也极为现实，选择性异常明显。如上司必拜，有权力的同僚、同事和朋友必拜。“拜”的深意在哪？有人直言不讳：为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将来不遭遇“堵车”，今天花明天的钱也值得。虽然有些拜年对象不是亲情圈里的人，但他们已经“崛起”或开始“冒尖”，有望往后仰仗且作探路性“连线”。这是一些拜年者的心路写照。显然，这种拜年心态已扭曲已变味。

　　别说登门拜年免不了携酒提烟送红包等烦人礼数穷于应付，就是时尚地发个信息拜年也得搜刮枯肠，唯恐不周而失意。从除夕前的一二天起，有人就搜集或创作拜年贺岁“文本”，考虑谁值得单发或连发，目的在于让对方看了眼熟而记住自己。还有人采取一种万全之策，大面积撒网群发，尽量让那些半生不熟、或者过去熟现在有点生的上司、朋友重温旧情，修复和延续关系。张先生说他在拜年这个环节就曾有过扼腕和教训，说起来有点滑稽。去年春节，他忘记了给本单位的一位“副职”登门拜年，也漏发了贺年信息，年后上班第一天就看到“脸色”，冷遇使他心里不是滋味。

　　其实，这都是个心态问题，需要调整和正视。首先，那位“副职”不应该还以“脸色”；其次，张先生也不必要过于在乎。过年的心态如何调整和正视？最要紧的是不要把拜年当做一种“功课”必修，或者说不要把拜年当做一次“机会”，更不要掺和着一些有失文明和玷污健康的杂念。如果摆脱不了这种心境，年过后你自然会发出“真累”“比上班还累”“没啥意思”的嗟叹，甚至还会生发“怕过年”“不想过年”的念头。相反，过年说白了只是一次休整、一次总结、一次回归，其本义是快乐和放松。所不同的是，人们往往自作多情，往往把过年，尤其是拜年搞复杂了，搞沉重了，变繁琐了。不累才怪！

　　美食：你怎么吃？

　　春节的核心是什么？不管早些年还是近些年，也不管是在家里过年还是在异地过年，都赶大年三十那顿团年饭。这是快乐的中心。这个中心又有几个层次：一是期盼和计划。乡下人过年，计划养一批禽畜，看着它们一天天长膘肥壮，心里就想到年夜饭，乐津津的；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想多挣些钱，在春节的年夜饭上多作几道美食，图个丰盛风光；城里人过年，多往大摊档大超市赶，专挑环保美食、时尚美食。二是劳碌奔波。不管是乡下主妇还是城里主妇，到了年跟前，总得一件一件地备年货，鸡鸭鱼虾、时蔬瓜果、点心酒水，尽可能挑肥拣瘦且样样俱全。看着年货备齐就想到怎样安排年夜饭。三是烹饪制作。一家子或分工或合作，都在张罗都在忙乎。大姑小姨，妯娌婆媳，你杀鸡宰鹅，我烧火掌勺；或炸或焖，或蒸或烹，好一个“满汉全席”。

　　事实上，美食也不纯是快乐的象征。再说，过年也吃不了这么多好东西。聪明理性的人过年不在于吃什么，而是怎么吃，在于图个形式和快乐，追求的是感受重于物质，这才有真正的好心情。需要提醒的是，吃的难受和痛苦必须提防与谨记。现代人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吃了怕，什么东西吃怕了，你心中要有个“谱”。比如你有糖尿病，过年期间再馋也不能贪吃甜品美食；比如你患痛风病，过年期间胃口再好也不能豪吃海鲜；比如你有“三高”病史，过年期间再放开也不能大吃油荤。退一步讲，就是能吃的东西，也不能放纵无度，毫无节制地狼吞虎咽。物极必反是规律也是常理。殊不知，什么都吃，从不把嘴闲着，只会吃出问题吃出毛病吃到呼叫“120”而住进医院。这样的个案难道还少吗？

　　是心情创造了年俗，还是年俗创造了心情？或许是两者互为因果吧！年味的浓淡，不应该简单地从传统习俗存续的多与少去看待，而应该从烘托社会欢乐祥和的气氛是否科学健康去看待。否则，年的进步意义将被削弱。

　　“年味”缺少的背后

　　过了小年，距离春节已经没有几天了。不少人感叹、议论的话题之一，是今年过年缺少了许多年味。

　　所谓年味少了，无非是指今年春节前夕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互相送礼的少了，小年放烟花爆竹的少了，年前互相请客串场子的少了。这样的变化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

　　自2012年12月4日，党中央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后，党中央连续发出了《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等十几道禁令。绝大多数党委政府态度坚决，不打折扣，往年逢年过节机关周围送礼使得道路拥堵、不少人大包小包出入的现象不见了。这是各级党委政府对党中央一系列廉政措施的坚决贯彻，也是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年味缺少的背后，是不少人对我们生存环境的爱护。年味缺少，与不放鞭炮或少放鞭炮有很大关系。根据青岛市气象台提供的资料，2013年，我们青岛市区雾霾日数已达到159天，为岛城历史上同期最多。而如此多的雾霾天气，促使我们认真冷静反思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今年的小年，岛城百姓自觉不放鞭炮或少放鞭炮，大家这样做，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雾霾天气，更好地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年味缺少的背后，是现代社会的进步。过去，过年了拜年，时兴登门拜访，相互麻烦很是受累。后来有了电话有了手机，大家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方便了很多。过去过年团聚，从大家一起围坐在家里吃饭，到相约一起去饭店；从以前的讲排场、爱面子，到现在的吃多少点多少、文明请客、文明打包。这都是现代社会的进步，也是人们思想观念和文明习惯的进步。

　　年味虽然少了，但人们头脑里艰苦奋斗的意识和观念多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好多了，人们的思想进步了，大家过年没有那么多的应酬、少了不该有的烦恼，等等。这些何尝不是我们大家热切盼望、迫切需要的。

　　当然，春节依然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虽然过节形式在与时俱进，但我们心中仍然充满了浓浓的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