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陕西大荔（古同州府所在地），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人才辈出。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生长于斯的良臣廉吏不乏其人。他们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给后辈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现精选其中几位代表人物的生动故事，让我们以史为鉴，将先辈们的高风亮节和传统美德代代传承，让浩然正气和廉洁之风吹遍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

　　关中入阁第一人马自强

　　马自强（1512～1578），回族，字体乾，别号乾庵，明代同州马坊里（今大荔县官池镇马坊渡）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中进士，历任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等职。是晚明时期著名的贤相之一。

　　马自强秉性耿直，不畏强权。首辅张居正与太监冯保利用皇帝年幼初立的机会，密谋勾结，把持朝政，迫害异己。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照大明律例身为官员必须回乡守孝27个月，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张居正，为了不让大权旁落，不顾人伦孝悌的传统，亲手导演了一出“夺情”风波，不愿将权力移交，引起了群臣的愤怒。吴中行、赵用贤等人带头弹劾张居正，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报复，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官员被罢官、流放，四位带头上奏的官员被处以杖刑，他们身上的腐肉成块成块的掉落，落下残疾，张居正仍觉不解恨，预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时任礼部尚书的马自强义愤填膺，挺身而出，面对德高望重、置个人生死度外的忠勇老臣，张居正顿时淫威失色。史料记载，张居正跪地向马自强求饶，从而保住了许多人的姓名。马自强看不惯张居正及其党羽飞扬跋扈的霸道行为，罢黜了张居正的幕僚郎中章礼等人，上简疏弹劾冯保、张国祥等贪赃枉法之罪。当时朝野传着“居正甚不正，自强真自强”的赞语。

　　马自强热爱家乡，体察民情，关怀百姓。“兼容博爱发于至诚，见一人一物不得其所，必疚然思为济之。”当他看到沙苑农民因增税而啼饥号寒，曾致书地方官吏，要求赈济流离饥民，并慨然上疏《沙苑虚赋议》，历数沙苑自然条件的恶劣，农民生计的艰辛，驳斥增税者的无理借口，申诉输税者的万般困窘，言之凿凿，情之切切，朝廷随即减免了沙苑地区的赋税，此事为当地群众所称颂。他一生清正廉洁，德范垂世。主持学政期间，组织了好几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坚持秉公办案，整治请托之风。担任礼部尚书时，选择恰当的条例让官员共同遵守，把那些不适宜于执行的条例都予以摒弃。每当藩府的奏疏送到，他都及时裁决，在礼部门上张榜公示，公示表明可行与禁止，这种公示的办法使得官吏无法徇私牟利。

　　万历六年（1578）十月，马自强不幸病逝于任上，皇帝诏令赠封他为少保，谥号文庄，派遣官员护送他的灵柩葬归故乡。

　　“救时宰相”阎敬铭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清末朝邑赵渡(今大荔县赵镀镇)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历任户部主事，湖北按察使、山东盐运使、山东巡抚、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等职。

　　光绪八年（1882），阎敬铭奉诏入京任户部尚书。上任当天就去看账，两天工夫便对户部业务全部掌握。阎敬铭整顿户部积弊，揭开了许多黑幕，特别是云南省军费报销案：早在阎敬铭来户部之前，云南向户部报销多年的军费时，派粮道崔尊彝和永昌知府潘英章，进京活动，勾结不法商人用公款向户部主事龙继栋等人行贿，把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报销，中饱私囊。他们找到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通过他结识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行贿8万两白银，把云南军费报销。有人揭露此事，阎敬铭便以户部账目不清、三库混乱，参劾户部官员在云南报销案中含混草率，把矛头直指王文韶和景廉，抓住不放。清廷在阎敬铭等人的敦促下，派人调查，一场惊天大案水落石出。军机大臣王文韶被逐出军机处，军机大臣景廉降级；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革职赔脏，刑期三年；太常寺卿周瑞清徒刑三年，流放三千里；永昌知府潘英章、户部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等也都被革职流放。光绪皇帝的老师、工部侍郎翁同龢等分别受到降级罚薪处分。随后，慈禧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将奕訢等所有军机大臣全部免职，朝廷上下地动山摇，这一幕后来史学家称为“甲申政变”。

　　光绪十年（1884），阎敬铭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拖着病体，起早晚归，殚思竭虑，拟成开源节流之策各十二条，力杜浮滥，增加收入。当户部逐渐有节余时，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向户部要钱，他百般劝阻，坚决不予，被调离户部，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他即愤然辞官还乡。

　　阎公复职后随左宗棠进京之日，光绪皇帝在十里亭相迎，当光绪皇帝瞧见左宗棠和阎公步入十里亭时，赶紧走下十里亭台阶迎接阎公，光绪激动万分地说：“二位爱卿一路风尘，免施大礼”，即刻上前挽扶阎公，发自内心说：“阎爱卿不计个人恩怨屈辱和得失，真乃大度之救时宰相也！”

　　“硬人”张奚若

　　张奚若（1889－1973），字亦农，号熙若，自号耘，朝邑仓西（今大荔县韦林镇）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著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看到真正属于人民的政治时代到来，便毫不犹豫的投身其中。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在讨论国歌时他慷慨陈词、据理力争，认为革命成功了、新中国成立了，但国人应当居安思危，所以坚决支持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后来议论国名，当他听到不少人支持“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字时，他又一次站起来申明个人意见，他说：“人民共和国”已经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所以，国名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适当的。他的意见终于被大会所采纳，在大会表决的热烈掌声中获得通过。1952年，张奚若担任教育部部长，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劳动教育，完善课程和学制，推广普通话，制定《小学生守则》等。

　　1957年5月，中共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泽东向张奚若咨询意见，他毫不客气奉送了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解释说：“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当时与会者中很多人听了他的发言感到震惊，怕他惹下乱子，为他捏着一把汗。但这时毛泽东主席说话了，他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7月份反右运动全面展开后，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并语重心长的告诫说：“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其实早在1956年，他就针对当时的个人崇拜，一针见血批评道：“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幸亏他这位辛亥革命的元老，被视为特殊人物，成了政府的保护对象，才侥幸没被打成右派，逃脱了大大小小运动的批斗。张奚若以高贵的人格捍卫自己参政尊严，可见他是一位高尚的民主人士。(大荔县纪委宋韩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