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年前，一纸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将香港从母亲怀抱夺走。25年前，百年国耻，一朝得雪；游子回归，神州欢腾，香港迈入与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大道。

血浓于水、同气连枝。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记载着香港被迫割让的屈辱，更记载着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抗争。每当民族危难关头，总有仁人志士力挽狂澜，挺起“中国的脊梁”。

“国之大臣”王鼎，历仕清代嘉庆、道光两朝，官至东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以清廉著称。他治污吏，平叛乱，理盐务，除水患，支持林则徐禁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投降派出卖国家利益，尸谏醒君，风骨节气，映照千秋。

自律自范清操绝俗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王鼎生于陕西蒲城西街。幼时家贫。但人穷志长，厄境不屈，十余年苦读经史，博学诸子百家，明析精研，通古晓今，怀治国安邦之策，存坚毅高远之志，终成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法学家和理财专家。

相传王鼎少时，因家中无钱买油点灯，就每天晚上到县城隍庙“借光”，坐在城隍爷像前的长明灯下苦读，不管寒冬酷暑、阴风淫雨，从不辍断。庙祝赞叹心疼之余，送他灯油却坚辞不受。有一次家里断炊，母亲催促王鼎外出借粮。他拿起面袋子，跑遍前巷后巷，求告亲友邻舍，最后只借到半斤面。这让只读圣贤书、自视甚高的他羞愧万分，于是写下“半斤面”三个字贴于案头激励自己。

“学而优则仕”是古代读书人的政治理想。王鼎19岁补为秀才，25岁乡试中举。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开始，连续两次进京参加会试，均以失败而归。即便如此，他始终不愿奔走钻营，仍然坚守自己的处世准则，要靠个人奋斗博取功名。事实上，他的祖父王梦祖和当时的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又多次主持会试的陕西同乡韩城人王杰是宗亲故交；别人找不到的过硬关系，王鼎却不肯结交。

功夫不负有心人。清嘉庆元年（1796），29岁的王鼎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中二甲第三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时升为相国的王杰也开始关注这位陕西后学，向他索要著述以便推介。这对于一个初入仕途的人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王鼎唯恐闲言诽谤损害这位古稀老人的一世美名，婉言谢绝了提携和帮助。王杰觉知王鼎的耿介性格赞叹道：“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专门书写了北宋寇准、范仲淹、王安石三大名相诗集相赠。

立身官场，王鼎“清操绝俗，从不受人请托，亦从不请托于人”，因此在翰林院蹉跎了十余年光阴。刚到京城供职，节俭的他曾咬牙买过一辆骡车，可不久后便失窃，这让他十分沮丧。后来他想再买一辆，又苦恼于京城高昂的物价，难以养车，在给四弟的信中抱怨道：“兄自去岁病后，精神总觉单弱不振。若另买一牲口，总得七八十金，大非易事。且京况太苦，养车费力，不如其无。现在兄出入拜客总是步行，上馆上衙门则雇一小驴车而已。”

终于，王鼎等来了机会——以侍读学士的身份给几位皇子讲学。皇子们十分淘气，王鼎倔脾气上来，在圣人像前罚跪最不听话的太子绵宁（后来的道光），这一幕恰巧被嘉庆看到，心中直冒火：臣子欺君，这还了得！但碍于王鼎赤胆忠心，便压下火气，拉起太子说，“读书，将来是皇帝；不读书，将来还是皇帝”。王鼎不卑不惧地回道：“读书，将来是尧舜；不读书，将来便是纣桀。”嘉庆心头一紧，顺手将太子肩头向下一压，绵宁又跪在了原地。

经过这件事，嘉庆发现王鼎是个难得的人才，几次召见后感慨地说：“朕一直不知道你的学问，王杰要举荐你，你却不肯，以致在翰林院埋没许久。这次朕是先见到你的勇气，又见了你的志气，回来后专门看了你进士大考时的考卷文字，才知道了你的学问。往常那些官员，朕都是先知他们的学识，后看他们的品行。对你，朕却是先知品行，后知学问，可见你有与众不同之处。”

人生际遇有时真是难测，45岁的王鼎后遂一步步走向高位，历任礼、户、刑、工、吏诸部侍郎尚书，江西学政、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等要职，先后加封太子太保、太子太师衔。道光评价他“国之大臣，先乎品行。命赞枢机，言谨事敬，职思度支，精勤极称。靖共乃心，一囊庶政“，高度赞扬了其品行德操和执政能力。

秉公执政清正廉明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其含义就是操守清廉、谨言慎行、勤于政事。王鼎以自己的坚守与担当践行这一个标准；为政以国家利益为重，爱护百姓，不徇私情，公正廉明，秉公执法，深为世人所敬佩。

王鼎两次主考浙江乡试，4次主持顺天乡试，3次主持全国会试，以才取士，公正无私。主管刑部期间，他曾出巡9省查办了40多起重大案件，无隐情，受到吏民称颂。他执法如山，即使是封疆大吏、皇亲国戚，他也照查不误。尤其以查办浙江德清县徐蔡氏冤案最为有名。道光五年(1825年)，德清县民妇徐倪氏因为自己奸情杀死儿媳妇徐蔡氏后，买通各级官吏，致使案件三年不决。新任按察使王惟恂审理此案，连受阻挠，因不愿同流合污而自缢，朝野震惊。王鼎复审，艰苦查访，仅用两月就使案情真相大白。涉案巡抚一人、知府四人、同知二人、知县四人以及许多县吏、仵作，均受惩处，时人传颂王鼎为“王青天“。

道光二年（1822），55岁的王鼎升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成为国家最高监察官。七月，他刚从直隶处理案件回京，河南有人参奏仪封（今兰考县)工程报销不实。道光立即把河南巡抚姚祖同撤职，委任王鼎暂署巡抚前往查办。王鼎到河南后，传讯有关人员，查阅了相关文书档案及各种账簿。经多方调查，发现原来的参奏不尽符合工程实际情况。因为有些财务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下面实际执行不通。有些项目按条例不能开销，但实际却非开销不可，只好移彼就此，增加项目。这些项目就不应定为虚报冒领。当时银贵钱贱，购买物料以银易钱，必然多于旧价。如果不采取通融措施，物料就无法买回，工程也就难以进行了。王鼎认为姚祖同违犯财务制度之处，大多属于通融措施。他如实奏明原参奏的差误所在，道光命“核实报销，而薄责祖同。”

王鼎关心国计民生，理财有方，被誉为嘉庆、道光的理财能手。道光五年（1825），王鼎丁父忧期满，授军机大臣，以一品衔署户部侍郎兼刑部侍郎。六年授户部尚书，参与天下枢要决策。在户部十多年，库、账钱物出入数字清楚，熟知下情，属员不能欺。当时新疆维吾尔族上层贵族张格尔，勾结英国侵略者叛乱，在天山南路，攻城掠地，割据一方，企图从中国西北边疆分裂出去割据一方。王鼎积极制订平叛计划，从军需支援与财政供给方面大力支持这场保卫国家疆域统一的正义战争。道光七年（1827）七月，清军收复新疆四城，第二年正月生擒张格尔。道光给王鼎加太子少保衔，赏花翎，并绘像紫光阁。

此后三年，王鼎全力整顿长芦、西淮盐务。当时盐政积弊甚多，产量下降，运销不畅。仅一处的盐商，就拖欠税银九百多万两，有的盐商乘机哄抬盐价，牟取暴利，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王鼎清理账务，改革征税、运销办法，筹拨生产销售资金，一举改变了长芦盐业萎靡不振的旧貌。接着，他又整顿两淮盐政，根据实际情况，果断提出改革办法，建议朝廷撤消两淮盐政，改归两江总督兼办，并拟订了十五条发展生产、裁减耗费、疏通运销、抚恤盐工的章程。经过整顿，朝廷税收增加，食盐产销两旺，百姓生活需盐也得到保障。清史曰：“淮纲自此渐振，鼎之力也。”道光十七年（1837），王鼎虚龄七十，道光亲书“靖共笃祜”匾相赐；次年，由协办大学士晋东阁大学士。

王鼎身处时代，清朝进入嘉道间，已是由盛而衰，国力困顿，社会风气消沉颓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乘机入侵，各种社会矛盾交错迭起，“不喜请托”的他靠着勇于担当的精神，勤恳务实的作风和持正直行的节操，力挽狂澜，心系民生，成为晚清官场难得的一股清流。

治黃护才清气铸魂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东亚病夫”正是鸦片泛滥之后，西方列强强加中国人头上的屈辱称号。王鼎忧国忧民，忠贞不屈，晚年为维护民族利益，捍卫领土主权，支持林则徐禁烟抗英，同朝廷投降派进行了殊死斗争。

19世纪上半叶，西方向中国大量输送鸦片，毒害民众身心，削弱军队战斗力，造成大量白银外流，腐蚀古老帝国的根基，直接威胁清朝的统治，当时朝廷内部分为驰禁派和严禁派。驰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严禁派以军机大臣王鼎为首。刚开始，道光倾向于严禁派，于1821-1834年八次颁布禁烟令。1839年，王鼎力排众议，举荐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虎门硝烟”。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军一路打到塘沽。道光惊恐求和，以严惩林则徐等人换取英军退兵，同时任命投降派主将琦善代替其职位。

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黄河在河南开封决口，穆彰阿趁机唆使道光派年老体弱的王鼎前往救灾和治理。上任之初，当地官吏不思治河，借口水势太大，建议放弃开封城，“以避其冲”。王鼎不愿让灾区百姓忍受家破人亡之苦，力主动员国库财力，组织民夫抢修河堤，控制洪水。他不顾身家性命之忧，立下“军令状”，声言如不能按期完工愿受制裁。当时正值林则徐受贬赴伊犁途中，他为使林则徐能有机会东山再起，挽救国家危局，便以林熟知水利为由，保荐协办河工。

爱国者志同道合，林则徐随王鼎治河如愿以偿。他俩住宿在工地，躬率吏卒昼夜巡护，督促民工抢救河堤，保全了开封城，六个月完成了全部修复工程，又节省了费用。工程完成之际，政局急剧恶化。琦善以道光的名义私自与英国签订了《穿鼻草约》，割让香港。消息传来，朝野激愤。琦善在舆论声中缉京。王鼎以林则徐襄办河工有功上奏重新起用，但道光仍将林则徐发配伊犁。庆功宴上，朝廷晋升王鼎为太子太师，他却毫不掩饰地失声痛哭。

治河工程结束，王鼎不顾身患重疾，风尘仆仆地赶回京城，面见道光，慷慨陈辞，保荐林则徐，没想到以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的气焰更加嚣张，琦善原本判的“斩监候”拖延到“秋后问斩”，道光也被气势汹汹的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准备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国之将倾，庙堂腐败。王鼎放弃了御批的假期，坚持每天上朝，向道光痛陈割让香港对国家民族的长久危害，直言规劝斩除奸臣，重新启用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赶走侵略者。

然而，道光根本听不进去，王鼎清醒地知道是什么人在捣鬼。每次上朝，就当面痛斥，骂穆彰阿是卖国贼，是“宋之秦桧，明之严嵩”，但是穆彰阿似乎颇有一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和雅量，每次笑而不答。有一次，王鼎甚至拉住道光的龙袍哭谏：“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道光望着这位心直口快、须发斑白的老臣，含糊道：“王爱卿，汝醉乎?”王鼎辩说他没有喝酒，清醒着呢。道光无法，令太监将他扶出。

王鼎回天无力，思量再三，“欲效史鱼尸谏之议，不惜以头颅护良才”，遂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1842年6月8日），怀揣“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彰阿）不可任，林（则徐）不可弃也”的遗疏，自缢于圆明园寓所，时年75岁。王鼎为官，两袖清风，“卒之日，家无余赀。”清廷以“暴亡”为由，大规模祭葬，追赠太保，谥文恪，入祀贤良祠，但真相终为世人所知。林则徐被遣戌伊犁途中闻悉噩耗，痛失知音，赋挽诗《哭故相王文恪公》，其中写道“伤心知已千行泪，洒向平沙大漠风。”

王鼎殉国81天后，1842年8月29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并开放其它5个通商口岸，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鼎国成仁垂青史，留得清气满乾坤。王鼎在民族危难关头表现出来的崇高气节和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永远值得人们缅怀和追念。

端方正直清风传家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正，则为官清；家风劣，则为官浊，古往今来，莫不如是。王鼎位极人臣，以“端方正直”著称于世，不仅严以律己，对家人及族辈也要求甚严，从学习、修德、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要求。

道光十五年(1835年)，王鼎的儿子王沆从京城回到陕西参加乡试。王鼎担心儿子利用自己的威望拉关系，一再写信郑重叮咛：“主考皆门生，我在京俱不令进门见面，到省城时勿见客，尤不可见官长，更嘱董桂等勿在街上行走，力杜嫌疑，以正自持，是为至重。”王鼎还用毛笔在重要处加双圈以示强调。同时，王鼎还在致子书信中提出持家四要，“少见人，多读书，遇众谦，出言慎”，要求儿子王沆用功读书，加强修养。王鼎73岁时，仍对已做了翰林院庶吉士的王沆悉心指教，在《训子诗》中写道：“吾家家范是诗书，喜汝当今弱冠初……立德言功皆不朽，时时珍重好居诸。”

王鼎兄弟四人，二弟王珍和三弟王端早夭，四弟王绒居蒲城主持家务。他不让王绒与地方官员来往，惟恐他借自己的权势和声望，做出越轨的事，造成不好的影响。他在一封致四弟的信中告诫说：“吾弟在家务要闭门自守，坊间的事，万不可管，公事更不可沾，公门更万万不可入。”一次听说四弟拜望当地太守，他便惴惴不安地写信探问：“闻在郡拜见福太守，此是何故？甚不放心。兄老矣，弟其念哉！盖弟今日之持身，即使来之家教，敢不慎欤！”在王鼎严格要求下，王绒始终如一地遵照兄长指教办事，不敢越雷池半步，故而王家在家乡声望很高。

王鼎对家人及亲戚中的错误行为，都及时制止，绝不姑息。道光十四年正月，他接到四弟来信，提及准备为姨娘祝寿演戏事，便以去年四月道光帝孝慎成皇后病故，礼部下令一年内不许演戏作乐为由，飞札制止。这一方面是怕造成越礼，另一方面嘱咐不要过分铺张，造成坏的影响。王鼎对亲朋中那些被腐蚀引诱走上斜路的晚辈，更不能容忍，斥责起来毫不留情。一次，他给四弟的信中指斥一位名叫华堂的晚侄企图捐官行为。信中说：“华堂三相公居京两年，甚为安静，忽欲捐官，妄想已极。京地繁荣，渠心幻妄念，必被引诱。兄公事太忙，不能约束。你告知汉章大兄，千万不可再令来京。再嘱！再嘱！”汉章是华堂的父亲，他把有过错的儿子交给父亲管教，并不许再来京。

王鼎在京为官时，邻居因宅基地与王鼎的家人发生纠纷。于是家人写信给他希望能帮忙。王鼎接信后，将明代诗人林翰的《戒子弟》诗稍加修改寄回：“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依然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后，主动向西让出三尺。邻居见此甚为感动，也主动向东让出三尺。这条巷子便被称为六尺巷，后来改名达仁巷。

步入仕途后，王鼎多年很少回家，但对乡梓教育等公益事业十分支持。多次给尧山书院捐款，两次捐银千余两倡办义学；为了预防灾荒，带头筹创义田，设立义仓。正如《王文恪公墓志》上所书：少时贫，既贵，不改寒素，奉入所余，辄以赡亲友。一次四弟对地方捐款稍有犹豫，他立即写信严责：“弟所见殊欠老成。此等义举，弟当毅然行之，如何可以漠视？”态度鲜明，诚心感人。

黄宗羲说，关中学者“多以气节著”。王鼎家风从侧面再现了一位忠君爱国、品行高洁、政绩突出的旧时士大夫典型。今天，站在新时代潮头，回望民族英雄王鼎传奇而悲壮的一生，我们自豪地说，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早已过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蒲城县文联副主席 任小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