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腐败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时，见“腐”不怪的麻木心态也就滋生蔓延开来。

    譬如公款吃喝的。前几年说“三十八个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现在恐怕八十三个文件都没管住一张嘴！有人说公款吃喝每年高达1000亿元，吃掉了两个三峡工程。一些领导干部整天喝得晕乎乎的，有时一天两喝，甚至三喝，吃了这场赶那场，喝了东家喝西家，反正又不要自己掏腰包，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有句诗曰“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指的就是这种人。八十年代初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因为举报商业部长王磊吃饭少交钱而成名，现在听来真像天方夜谭。如今，领导吃饭还交钱，收钱人、给钱人是不是有病啊？！ 

    譬如公款赌博的。如今干部的赌风日盛。不会玩牌？那是你无能的表现。看看沈阳的马向东，竟然在任上17次去澳门豪赌，党纪国法对他的约束管理如同一张白纸。陕西南郑县出了一个“赌博书记”、“出走书记”，一基层干部对其非常同情。这位置了个网名的乡镇干部说：“‘打工作牌’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上面来人，吃完，喝完，洗完，玩完，还得陪着打牌。县级领导叫你打牌，那是看得起你，市级领导叫你打牌，咱受宠若惊，我得陪着钱，陪着让人家高兴。想着给领导加深印象，有朝一日能够想起，升个一官半职。”

    又如，借“人之常情”收礼的。恐怕没有几个公务员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自己从没收过礼。收送礼品的人心里都明白，礼品都是公款所购，因此送者坦然，收者亦坦然。不送，关系就远一点；送了，关系就“铁”一点。不收，就是“有意见”；收了，说明是“自己人”。慕绥新有这样一段忏悔，不妨照录如下：“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类干部，逢年过节，大事小事，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当然，类似的“忏悔”也并非慕绥新独有，成克杰逢年过节“从最初在家收些烟酒，发展到带着小孙子走遍广西全境向各级官员索要压岁红包”；胡长清逢年过节“从最初躲在宾馆里偷偷吃喝嫖赌，到后来堕落为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胡办事”。江西广丰有一个名叫郑元盛的贪官，为了敛财，不论老家盖房子，孩子过生日、结婚、上大学，都要通知下属单位，哪个不心领神会？哪个敢不去“慰问”？其女儿过生日，一天中送来的生日贺礼就达10万元。安徽省阜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肖作新在当市长的当天，就收到贺礼100万元。这些，都不难看出贪官落马的轨迹。

    再如，警车开道、迎来送往“扎势”的。官员们下基层，地方官从辖区边界接驾，那边官员送驾，这也成为尊重领导的象征，似乎也是领导尊贵身份的象征。看过一篇文章，荷兰女王车队出行都没警车开道，遇到公交车一样避让，和普通人没两样。但号称“公仆”的官员架子比女王还威风，这和封建官僚溜须拍马、摆谱显威风有什么两样。但百姓习惯了。望着呼啸而过的警车和车队，百姓说，当官的就那样，如今的“官轿”先进多了，要不，还得让我们抬。

    还有，权钱交易“傍款”的。一个腐败的领导干部后面，往往有一个或几个不法“大款”。李纪周、厦门市委副书记刘丰、副市长蓝甫、赵克明、海关原关长杨前线与远华公司总经理赖昌星，胡长清与奥特公司总裁周雪华，成克杰与银星实业公司总经理周坤，许运鸿与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法人代表吴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与“大款”互傍而走向腐败的实际例证。其实，领导干部不仅以傍大款为荣，也以“老板”自居了。“老板”这一概念逐渐变成一个为人们羡慕而时髦，为人们追逐而“走红”的词了。叫者认为这是一种时髦，理所当然，被叫者不仅感觉良好，而且称心如意。由于“老板”意识的强化，公仆意识就相应地淡化，在谁是主人谁是仆人的问题上来了个大颠倒，什么发扬民主，什么讲求平等，都是扯淡，平时趾高气扬，官僚主义严重，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还有，嫖娼狎妓好色的。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的心态是“谈色就变”。但是，如今的社会却大大地不同了。人们对婚外情异常地宽容，追求“性感”成为人们的一种“合理需要”，“泡妞”成为现在的商场、官场“攻关”的常用手段，“小蜜”则成为当今“上流社会”一种“有身份、有气派”的标志。人们说：“一个贪官的背后，必定站着几位艳丽的女性”，这一描述一点都不错。据统计，时下在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的人有“情妇”，行为腐败的领导干部中有60％以上的人“包二奶”。有消息报道，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当事人100％包养了“二奶”。102宗案件不是个小数，而100％包养了“二奶”更是令人吃惊，足见当今官场中，金屋藏娇之类的“风流事”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人们对此也见怪不怪了。如果说一个贪官没有“风流事”，反倒觉得不正常了。

    还有，车子越坐越豪华的。违反规定，贪名（牌）求洋。不该买的车照买，不该坐的车照坐，以坐超规格、超豪华的轿车为贵为荣。一个小小的县级领导，**股底下压着五、六十万元，那可是几百名下岗职工一年的生活保障金。何况，那来来往往穿梭不停的车辆，其实只有三分之一公用，三分之一领导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车轮下，每年又滚掉公家1000亿人民币。

    还有，房子越住越洋气的。住房如别墅、似龙宫，有的仅装饰一下就花费几十万元甚至百万元以上。沈阳的“庄园主”夏任凡1999年7月至2001年1月，动用公款1837．8万元修建“私家庄园”。在夏任凡被捕前，这座庄园大部分已经竣工，其豪华程度完全可以与厦门赖昌星的“红楼”媲美。庄园共有三座建筑，两栋各1000多平方米的别墅，一栋2000多平方米的综合楼。别墅每一层都用高档大理石从墙壁铺到地面，每一层楼都有一台大屏幕落地式背投彩电。庄园内还有池塘、现代化的花卉基地。花卉基地是占地5000平方米的暖棚，全都是自动化控制，种植着各种进口名花。长年在庄园干活的花匠、工人等就有近百人。

    还有……

    而且，这些问题似乎已经公开化、制度化、合法化了，成为官场潜规则，谁不遵守在官场就混不下去，就会吃亏，就要受处罚，就要被淘汰出局。而这些无良官员和不法商人一旦马失前蹄，落入法网，人们在背后的议论逃不出“后台不硬”、“赶上他倒霉”的解释，一句话就是“抓住谁谁倒霉，谁倒霉了谁被抓”。

    常言说：“哀莫大于心死。”“麻木”不单是对腐败现象的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也不单是责任感的丧失和精神的懦弱，更是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的放纵，也是对自身权益的放弃。因为，我们都是腐败的受害者。只有当我们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捍卫自身的权益时，才可能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反腐氛围。(黄河文学艺术网 寒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