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现代化建设步入快车道。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印度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总理辛格称为“国家经济繁荣的最大威胁”。

　　“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深陷腐败泥潭

　　根据西方“倒U曲线”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民主化初期后，贪腐行为将大幅降低。但是，在自诩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腐败之风不仅未见好转，反而席卷了所有政党和执政精英。

　　据统计，1980年代，印度只出现过1件腐败大案；1991至2001年，全国发生26件腐败大案；2005至2008年，被揭露的腐败大案多达150余件。2011年印度政界因腐败丑闻锒铛入狱的政客迭创纪录，先后有前信息技术与通信部长、奥委会主席、联邦院议员、社会党总书记、卡纳塔卡邦首席部长被捕入狱。贾坎德邦前首席部长柯达，29岁步入政坛，从政不足十年，但被印税务部门查明的秘密资产高达10亿美元，在泰国和利比里亚都拥有酒店和煤矿。

　　“前腐后继”的官员腐败，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加剧了政党斗争，恶化了投资环境，阻碍了印度“大国梦”的实现。2010年印工商业联合会调查发现，93%的企业认为印度政府办事拖沓，仅12%的外国企业对政府管理表示满意。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印度营商环境在183个国家中综合排名第134位，在五个金砖国家中垫底。

　　当前，印度经济增长率徘徊在6%左右，通货膨胀率超过10%，卢比兑美元汇率创下历史新低。2011年4月起，印度爆发数十起反腐败抗议活动，每次集会动辄上万人。抗议活动席卷新德里、孟买、海德拉巴、班加罗尔等近百个大中城市，引发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印度国内媒体揶揄称，金砖国家（“BRICS”）中的“I”代表的是印度尼西亚，而不是印度。由于腐败问题全面引发了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印度腐败阵痛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2012年全球十大新闻事件之一。

　　印度反腐败困境的深层次根源

　　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印度反腐败成效不佳与特殊的国情密不可分，具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金钱与家族政治联姻导致政治腐败严重。印度有选民7.14亿人，文盲选民达4.7亿，直选导致选举成本高昂，质量难以控制。更严重的是，印度主要政治集团都是围绕政治家族形成的，无论是尼赫鲁-甘地家族主导下的国大党，还是奈杜和阿德瓦尼家族主导下的人民党，再或是形形色色的地方政党，无论大小，基本都隶属于一个或几个家族。根据2011年5月维基解密资料，印度西部邦、市、县领导人被三代或三代以上家族世袭的比例超过72%。不是印度市民不想选别人，而是每次选举，竞选各方都是同一个家族的父亲对儿子、女婿对岳丈、侄子对叔叔，选谁根本没有区别。选举依靠的是政治资源和经济实力，这些政治世家很容易与经济利益结合，以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用经济实力控制政治运行。这种现代选举政治与传统家族政治的诡秘联姻，被印度广大中下层民众称为“印度的癌症”。

　　裙带资本主义造成权钱交易盛行。印度经济步入快车道后，权力寻租空间很大，而公共官员薪资低微，政府监管又乏力，使得腐败在印度成为一种内在有动力、外在少监管、轻易能得逞的行为。高级官员和政客们接受贿赂去做不该做的事，而下级官员索贿后才愿意做本该做的事。在安得拉邦，雷迪兄弟与邦首席部长交好，不仅偷采国有矿产资源活动获得庇护，家族成员还成功当上邦旅游部长、税务部长和奶业联合会主席。2011年7月，印度反腐败部门调查卡纳塔克邦非法采矿案时发现，涉案人员中既有10余名邦议员，又有首席部长耶迪尤拉帕等5名邦部长，官商勾结造成政府矿业税收至少损失36亿美元。据印统计局估算，当前印度灰色经济规模已经高达5000亿美元，占GDP的45%左右。英国《卫报》将这种资本与权力异常紧密的结合，称为“印度式裙带资本主义”。

　　领导层决心不强致使腐败急剧蔓延。1956年，尼赫鲁总理不顾反对，任命涉嫌腐败的梅农担任政府不管部部长，后来又提拔为国防部长，导致他执政后期腐败问题愈发严重。1980年代末起，执政联盟领袖为平衡政党利益，不得不将部分重要政府部门交由某些欠缺执政经验的地方党派控制，这成为诱发腐败的一大温床。2008年11月，拉贾低价批发手机运营牌照造成政府损失390亿美元事件败露后，素有清廉美誉的辛格总理以各种理由拖延司法调查，原因是拉贾所在政党曾帮助国大党重夺政权，得罪它可能导致执政联盟分崩离析。印度学者帕勒米尔表示,印度领导人缺乏打击腐败的政治意愿,因为他们自己或身边人也腐败,不可能拿自己人开刀。

　　反腐败机构偏弱导致惩处乏力。印度最高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只是一个监督机构，有权提建议，无权惩处腐败官员，具体调查完全依赖隶属于警察系统的中央调查局。但是，中央调查局人均办案经费仅为香港廉政公署的1/11和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1/14。截至2011年10月31日，中央调查局未办结的腐败案件超过1万件，其中2200件积压10年以上。为协调全国反腐败资源，印度自1968年起就一直酝酿成立更为强大的监察机构，但法案连续十一次被议会上院否决，导致印度45年都没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最高反腐败机构。印反腐败专家指出，在家族政治和裙带之风盛行的印度，要破解各种利益集团千丝万缕的关系网，没有一个权力相对较大的反腐败机构是不可能真正治理腐败的。

　　传统社会文化助长贪腐之风。2005年印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反腐败指导手册》中提出，印度腐败难以根除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植根于家族关系和种姓制度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有关。印度传统文化要求人们首先效忠于所属的家庭、部落和种姓，而不是国家或整个社会。在强烈的同族、同种姓观念支配下，官员利用职权为家族或集团成员谋取利益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印度教在纵容腐败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全国81.3%的人口信奉印度教。印度教重精神轻物质,强调非暴力、不杀生，看重业报轮回和宽容。对于腐败问题,只要没有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印度教教徒一般都会选择容忍。这为腐败分子逃脱罪责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氛围。印中央监察委员会前主席维塔尔曾表示，印度腐败的社会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印度教毫无原则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