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里，哈姆雷特在面临生死抉择时的内心独白。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的无奈与挣扎，生命的脆弱和珍贵，在这一声呐喊中表露无遗。

哈姆雷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抗争与奋斗。

“生存还是毁灭”同样是小说《人生不能重来》的终极之问。小说主人公郑煜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腐败与堕落。

郑煜辉身为掌握大权的副市长，没能坚守初心、洁身自好，滑向了腐化堕落，最终锒铛入狱，毁了自己，而且给自己母亲、妻子、儿子、女儿、孙女等亲人带来深重的伤害，毁了整个家庭，真是一人腐败，全家尽毁。

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是在血与火的逼迫下必须做的主动选择，郑煜辉却是在蓄意围猎中，在引诱和腐蚀下半推半就的选择。或许，郑煜辉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必须郑重对待、认真回答的问题。

人生不能重来。在生存与毁灭上如果不能正确选择，后果是不可挽回的，这是生活的真相。多少人没有洞悉生活真谛，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巨大的伤害，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不可逆转的愧恧。

静水时知流深，平常处见奇崛。面对生存和毁灭应作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作家张小莉创作《人生不能重来》的初衷。

小说给郑煜辉人生轨迹概括为：苦难的童年、上进的青年、顺遂的中年、堕落的晚年。这是许多腐败分子相似的人生经历。这个犹如坐标系里正态分布的抛物线，中间高，两边低，呈现的是一条痛苦曲线。痛苦曲线似乎已经成为腐败分子的标准面容。

对于我们党来说，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一要靠人民监督，二要靠自我革命。对于我们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而言，打破痛苦曲线，首先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还要始终不放松内在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廉洁文化是廉洁从政的土壤和空气，为党员干部自我革命提供条件，可以经常性地警醒自己，不犯人生颠覆性错误。小说《人生不能重来》无疑是廉洁文化一部好读本。读了这部小说，党员干部和一般读者都会被这个人生及家庭毁灭的故事深深触动，并促使他们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我们回到小说本身。

这部小说很善于进行情感表现，特别是故事情节急剧变化时，人物性格（领导、商人、学生、教授等）和人物关系（母子、夫妻、父子、婆媳、兄妹、同学、恋人等）的描写细腻、精准、流畅，该渲染时不惜笔墨，该推进时不拖泥带水，可见作者有较强的文学表达能力。小说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写实平叙为主，人物形象典型化处理，反映了中国人日常伦理关系，能够引起共情，对于党员干部会有比较强的代入感。

人生的毁灭在于情感的毁灭，在于家庭的毁灭，在于人际关系的毁灭。因此，《人生不能重来》不同于一般的反腐小说，它的表现重点不在于腐败过程，而在于腐败后的影响。情感表现是小说的重点，是小说得以成功的基石。

除了突出的情感表现，这部小说力求挖掘人生哲理。郑煜辉与王正梅大学谈恋爱时，郑煜辉讲的寓言故事，让人领悟世间最珍贵的，并非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从而赢得王正梅的爱情。然而，颇为讽刺的是，讲故事的人，几十年后，迷失了方向，为了一时的贪欲，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想得“得不到”，想留“已失去”，没能把握“现在的幸福”，犯下的错误犹如刻在石碑的铭文，无法磨灭，给亲人带来的伤害好似深入骨髓的伤痛，难以消除。身陷囹圄时，郑煜辉才真正明白，贪婪的欲望如同致命的沼泽，一旦陷入，便难以自拔；唯有坚守初心，秉持正道，方能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守护住真正的幸福。

小说有情有理，情理交融，使得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倍增，更能入脑入心。读者在阅读中得到警醒和教益，这是反腐小说应该具备的特点，《人生不能重来》毫无疑问达成了。

在写作上，这部小说还熟练运用了悬疑、惊悚、言情的技巧，除了给文本带来更丰富的感受，也给故事的延展带来想象的空间。故事回溯郑煜辉青年时期的移情别恋，让他日后的腐化变质有了一些人性缺陷的草蛇灰线，给一向的好官突然变为贪官的突兀提供可以理解的原由。情节设计对于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很有必要，为反腐败的复杂和艰巨提供了艺术注脚，是服务于小说主题的有效组成。

文学与影视的联姻，已成为当今艺术发展一大潮流，《人生不能重来》还拍成了同名电影，这既是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需要，也是艺术作品跨媒介传播的需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