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风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为官者的品行引领、道德示范至关重要。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祭薛中丞文》写道：“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励俗；清文敏识，足以发身。”薛中丞乃薛存诚，他以刚正不阿著称。韩愈称赞他的高尚品德与卓越行为，足以激励社会风俗；清雅文章与敏捷才识，亦能彰显自身价值。白居易在《薛中丞》一诗中，也用“直道渐光明，邪谋难盖覆”，描绘了薛存诚作为道德标杆的形象。

“水清沙自洁，官贤弊自绝。”历史证明，社会风气的变化、官场生态的改变、从政环境的优化等，都与为官者的品德修养和行为导向有关。为官者懿德茂行，不仅能感染身边人，净化官场作风，还能造福一方、振兴一地，以新风尚改变旧习气。《明史》记载，年富以“公生明，廉生威”为官箴，尚清廉、守公正，震慑贪吏，赢得民心，促使国家治理令行禁止，社会生活安定有序。年富任山东巡抚时，山东官场风气为之一振，“官吏习富威名，望之詟服，豪猾屏迹”。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历史上，还有以“不贪为宝”的子罕、“四知拒金”的杨震、“悬鱼太守”羊续、“不受一钱”的邓攸、“不持一砚归”的包拯、“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不取民之脂膏”的张伯行、“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等，都以自己的为官之德、为政清风、为人品格，改善了政风，影响了民风，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他们的懿德茂行，似一脉清流，净洁着一方水土，流淌在岁月的长河中。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曾锻造了“延安作风”，并以此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延安作风”就是当时的党员干部用自己的良好品德、党性修养铸就的。在延安，朱德“甘为民仆耻为官”、林伯渠“革命先锋一老牛”、徐特立“生活简单如老卒”……像这些革命前辈一样，很多党员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只见公仆不见官”，形成了“十个没有”的政风社风民风。党员干部的这种品德修为、作风形象，给延安带来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气，让各界人士看到了希望，让人民群众有了依靠，也让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回顾党史，一代代党员干部用自己的懿德茂行，纯洁了党风，纯正了政风，带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狠抓作风建设。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我们党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了人民群众信任拥护。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事事处处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以自身模范行动立起了作风建设新标杆，让好作风新风尚化风成俗。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在学习教育中强化政德、增强党性、砥砺品格，另一方面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以自身的过硬作风推动形成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不断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