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腐朽文化助长腐败现象蔓延 科技反腐多途径监督权力作用初显

编者按：

中纪委监察部近日召开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中纪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崔少鹏说，2011年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77人。

新年伊始，备受人们关注的反腐工作即有重大成果公布，可谓振奋人心。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我国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对我国的反腐成就和未来反腐前景进行回顾、分析。

2012年，是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收官之年。那么，在2012年我国将会在反腐领域采取哪些重要举措？当前的反腐工作又面临哪些难点和焦点?《法制日报》视点版围绕《反腐倡廉蓝皮书》，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度解读。

中国反腐体制机制制度改革仍需深化，反腐斗争的推进，将呈现一个不断与腐败现象进行制度、文化和技术博弈从而最终遏制乃至消除腐败的历史过程

我国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近日在北京发布，书中对我国目前反腐倡廉的进程和成果进行了综合性的总结和全景式的描述。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在蓝皮书编写过程中，为了解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推进情况及其实际效果，近两年来，中国社科院“反腐倡廉建设课题组”到有关部门和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开展了专题调研，组织了2010年至2011年反腐倡廉建设成效问卷调查。

负责问卷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反腐倡廉建设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长李秋芳认为，中国反腐体制机制制度改革仍需深化，反腐斗争的推进，将呈现一个不断与腐败现象进行制度、文化和技术博弈从而最终遏制乃至消除腐败的历史过程。

腐败现象背后存腐朽文化观

据李秋芳介绍，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个别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跑官要官或买官卖官，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利用干部人事权、行政审批权、土地资源支配权获取不当利益，或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或汽车，以赌博或变相赌博收钱敛财，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委托理财名义，为配偶子女和特定关系人谋取不当利益。”李秋芳说。

“二是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屡禁未止，医疗服务中收受索要红包，医药购销收受回扣以及开大单提成‘以药养医’导致药品价格虚高；个别学校乱办班乱收费，或隐蔽性高收费；个别基层干部刁难群众、吃拿卡要、执法不公；不合格食品药品、生活用水污染、企业违法排污、假冒伪劣农资等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破产中出现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李秋芳说，第三个方面是，极少数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矿产资源开采，甚至充当不法矿主的“保护伞”，造成资源乱开滥采，安全生产监管不严，引发特大事故导致人员伤亡。

李秋芳认为，在腐败现象背后，社会消极腐朽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家长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封建主义影响仍顽固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左右着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形成彼此心照不宣并支配行为的‘潜规则’”。

“社会生活中存在浓厚的人情文化，往往将人际关系置于法律制度之上，在‘熟人社会’中，以朋友、同学、同事、老乡等结成的‘关系圈’，以‘交情’为联结纽带，实现利益互助互惠，往往私事公办，公权公款私用。”李秋芳说，在“段子文化”等社会负面舆论中，个别干部腐败被认为是“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一些腐败分子得到同情，被说成“能办事的好人好官”，消极腐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

李秋芳分析说，这些新变化表现在，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腐败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曲线收钱、迂回敛财，花样翻新；腐败者非法所得从短期向长期演变，既贪图消费享乐，又追逐资本占有，出现了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对人民群众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严重损害。

科技反腐抵御人情文化侵蚀

据《反腐倡廉蓝皮书》介绍，近年来科技反腐在中国广大地区被应用，成效初显。未来，科技反腐将成为重要的反腐手段之一。

记者了解到，所谓科技反腐，是信息化建设在反腐倡廉领域的延伸和应用。近年来，不少地区、部门和单位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科技反腐的实践探索，涵盖政务公开、行政审批、市场监管、财政收支、政府采购、工程建设、医药购销等诸多领域和关键环节。

李秋芳说，依托经济发展优势和较高的信息化水平，浙江、上海、天津、深圳、广州、青岛等沿海地区科技反腐起步较早，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李秋芳认为，一些地区开展科技反腐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首先是普遍开展网上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服务，利用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服务平台和集中办事大厅，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共服务效能；其次是建立以行政审批为主的电子监察系统，运用科技手段对政府部门的管理、服务职能进行标准化管理和在线监督。通过门户网站与内部网共建、业务网与监察网对接的方式，形成“开放的公共权力运行系统”，实现信息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共享与互动，缩减主观因素对信息传递的影响，降低因信息垄断、信息隐瞒、曲解等行为引发的腐败和低效率。

“第三个表现形式是利用网络开展政民互动，通过网上举报投诉、政风行风评议、网络舆情监控分析等，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和政府信息来源，提高公众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参与度。”李秋芳说。

“此外，科技反腐还应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李秋芳告诉记者，对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资金使用、公共权力运行等重点领域和土地出让、政府采购、招投标监管、行政审批等关键环节，进行网络化建设与改造，通过流程再造、制度固化、无缝对接、关键控制和全程留痕，实现跨地区、跨部门、全过程监控和动态预警，增强对关键部位监督的实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对此，蓝皮书进一步分析说，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科技反腐为完善权力配置、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提供了契机和有效实现方式。同时，科技反腐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权力行使的公开化、透明化和标准化，最大限度地压缩自由裁量权，筑起抵御人情文化侵蚀的“防火墙”，维护制度的权威性，从而使制度的刚性约束逐步内化为权力行使者的道德约束，使其“不能为”、“不敢为”、“不愿为”，真正从权力风险中解放出来，起到保护干部的作用。（法制日报 记者 赵丽）